1.日本

1.日本

在东亚的汉文化圈之中,日本由于孤悬于海外,少受中原大陆政局动荡和外来游牧民族文化冲击,因而在文化上较好地保留了中华文化。其中,中医药学的保存尤为典型。近代以来,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受到西方现代医学的冲击,中医学,即汉方医学处于衰微沉寂之中。直到1910年汉方医家和田启十郎首先自费出版了《医界之铁椎》,以自己的临床实践阐发了汉方医学的价值。这部书如一部战斗的檄文,让汉医界重新焕发活力。

此后,一些有相当造诣和地位的现代医药专家,如大政时期的朝比奈泰彦、昭和时期的汤本求真、伊东弥惠治等纷纷投身汉医事业。由于这些人本来在学术界就具有重要影响力,因此,他们在复兴汉方医学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汤本求真,他撰写的《皇汉医学》三卷,首次结合西洋医学知识来阐述汉方医学的理论。该书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出版。如《自强医刊》将其连载八期。此外还有一大批汉方医药的研究成果出版,如《慢性病的治疗与汉方医术》《东洋和汉医学实验集》《皇汉医学研究》《皇汉名医和汉药处方》《头注国译本草纲目》《汉方医学全书》《皇汉医学要诀》《汉方药物学》《本草辞典》《临床汉方医学总论》等。此外,一些取得西医资格的汉医世家后裔,他们重新刻苦钻研汉方医学,潜心积累临床经验,如:大塚敬节、矢数道明、安西安周、木村长久、细野史郎、清水藤太郎、柳谷素灵等,一并成为近代汉方医学复兴的重要力量。日本汉医复兴的另一大原因,是西医的不足之处仍然明显。近代医学的新药多为化学药品,副作用巨大,使得日本医学界失望并重新审视东方医学。

近代日本汉医药界与我国中医界的交往也比较密切,如:日本医生引地兴五郎就与上海的孟河派名医费子彬探讨医学问题,费氏则劝勉其多研究中国古代医籍[19]。汤本求真则与国内中医界过从更密,常在我国中医药刊物上发表文章,其作品《皇汉医学》则多次在国内中医药刊物上连载,与中医界人士吴汉仙讨论伤寒论方剂,就连他在东京搬一次家,国内的中医药刊物都予以报道。

近代的日本刊印了一些汉医医刊,如:《医道の日本》(Journal of Japanese Acupuncture &Moxibustion)1938年12月创刊于日本横须贺市,其刊载了中医针灸和艾灸相关文章,来阐述针灸临床技术、疗效研究及针灸器材等。

此外,在日本侵占下的台湾地区也刊印了一些中医药学期刊,如下所述。

《汉文皇汉医界》

1929年10月在台北创刊,收录至1930年3月第17期。由曾六瑞编辑,东洋医道会台湾支部发行。月刊,属于中医刊物。

该刊主要撰稿人有林天进、丁仲英、谢庭英、赖传湘、李捷元、彭逸云、李健颐、吴芳秋、江启明、杨志逸、王台懋、高维祺、张汝伟、宋爱人、高重熙、李子文等,其中不少是当时上海的中医名家。

该刊以图复兴东洋医道、保健卫生以及请愿医生允许续行试验之起见为目的,主要介绍中医学常识、理论、治疗方法、各种药方以及比较汉医和西医的文章。

例如,载文《汉西二医之比较概论》《论汉西医学之异同》《对于西医之我见》《汉医药有三利》《东西医学殊途同归论》《汉医之基础医学》等,介绍汉医的知识,宣扬汉医优势,同时将中西医进行比较,揭示二者的共通与不同之处。

此外,期刊还刊登大量的医学理论与临床治疗的文章,如《治疯狗咬用药论》《痨病之原因》《女科经验谈》《瘟疫论讲义》《热咳症治验案》,是我们研究民国时期东洋医学的重要资料。

近代的上海,是中日贸易最紧密的地方,也是在华日本人最多的地方之一。当时日本人在沪上创办了一批医药期刊,例如1911年日本人在上海创办的《医学新报》,这本双月刊由中日医学校友会编辑,以“鼓吹学术,谋吾国医界之改革”为办刊宗旨。期刊内容博采兼收、中西并蓄、分科类纂,来介绍中西方医学技术,载文有《传染病预防法》《中日医学校章程》《上海中日医学校友会简章》等。

另如1913年11月日本人渡边久在上海创办月刊《医药新报》,开始为日文医学期刊,出版两期后为扩大期刊在中国的影响,转由医药新报社发行,并转为中文期刊。纳入张禹门、李仲广、侯光迪、王培元等一些中国人为撰稿人。该刊以普及医学,足资实用为目的,内容有中西医临床、新药研究,医刊介绍、函授医药学、医院医校介绍等,中间插有大量日本人的广告(图9)。

刊文如:《国家与卫生》,讲述卫生对国家的重要,认为政府应该有良好的指导和具体的启发,这样才能是国家与民众两相受益。《留学之不必要》一文认为,日本的研究机构已经完备,并且研究机关已经开放,大大便于研究者,研究细菌学、免疫学不必前往德国,在日本就能学习;进而认为研究医学以及物理、化学、工业等,同样不必前往他国学习。

除了创办期刊,近代日本人在上海还开办了一些学校和医院。例如,渡边久在上海虹口开办渡边医院,并在虹口昆山花园东洋基督教青年会内创办“共立医学校”。同时为加深和上海本地的联系,淡化日本的色彩,日本人也和中国人共同创办医药实体,如1908年7月开办的“中日医学校”,校址设立在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眉寿里,是由日本医生与中国方面合作创办的。开办3年后就有17名毕业生,上海名医沈廷奎、近代著名的医史学家陈邦贤,均毕业于该校。

图9 中国红十字会本部医长王培元与日医渡边久作合影

[《医药新闻》,1914,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