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医馆与海外中医药传播
海外的中医药传播，多由当地华侨发起，而专业团体机构主导的对外传播则以中央国医馆作用最为重要。该馆的成立宣言中就有“国医馆之任务……使东方代表之文化，普遍于大地”的阐述[14]。
中央国医馆自1930年在南京成立以来，不仅在国内各地都设立分馆，还在海外一些华人聚集的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
1932年10月在香港设立了第一个分馆，1933年在澳门设立分馆。之后的1934年至1940年间，陆续在新加坡、北婆罗洲、菲律宾、泰国、美国（旧金山）、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等地设立了分馆。据现存文献统计，中央国医馆主要有以下海外分馆（表1）。
表1 中央国医馆海外分馆
以中央国医馆驻荷属巴达维亚支馆为例，该会位于印尼东爪哇的省会城市泗水。当地有华侨约3万人，中医药在当地占有重要地位，有大量的中医师执业。但是当地没有相关的中医团体，“不知团结，恒遇意外”[15]，因此由当地华人洪英豪谋划组织中医公会。正值中央国医馆理事卢瀚如到泗水，随即成立了筹委会。至1937年1月10日，泗水中医公会正式成立。成立当日，中国驻泗水领事曹汝铨，国民党驻泗水支部，华人商会等各团体代表数十人出席（图7）。经领事监督，党部指导，当场选出林庭槐、洪英豪、庄霖卿、李云阶、黄邦杰、陈德浚、林孝恂、李修五、陈肇丽为执行委员，饶怡生、黄永辉、谢少安、沈心吉、李楚航为监察委员。其中林庭槐为主席，庄霖卿为副主席，林双辉为名誉主席、名誉董事为傅可英。泗水中医公会作为中央国医馆驻荷属东爪哇医药界的唯一管理机关，又称为中央国医馆驻荷属支馆。在公会成立之际，国内一些政要及中医界名人先后为之题词，如：孙科、居正、何应钦、陈绍宽、王宠惠、邵力子、陈果夫、蒋鼎文、陈仪、焦易堂等。
图7 泗水中医公会成立大会
［《中华医药》，1937（4）：1］
该馆成立后着手建立了玛琅、任抹、占碑、谏义里、马辰等分埠。同时开设“赠诊会”，由会员义务为会馆出诊，平均每月能达到1 500人次，赠药1 000贴。还在《大公商报》上开办“中医旬刊”专栏，以对外阐发中国医药的深奥要义。
中央国医馆海外支部的设立，一般由当地中医团体提出申请，再由国医馆侨委会备案设立。如1933年9月28日，北婆罗洲中医界筹备成立国医分馆，向中央国医馆报告相关事宜，中央国医馆以“手续不完备，来呈既无负责之人，又无签字盖章办理公文，手续殊欠完备”为由回复拒绝。北婆罗洲中医界筹备处据此告知筹备委员九人，中央国医馆方才予以核准。但筹备处函告已经选举董事会及正副馆长，中央国医馆随即回函“根据分馆组织程序，筹备处未正式成立之前，不能迳行选举董事会和正副馆长，应先正式成立筹备处，拟具分馆和董事会章程呈请国医馆备案后，方能进行选举董事会和正副馆长事宜”。接到通知后，印尼筹备处迅速制定相关章程，待国医馆批准后，选举董事会和正副馆长，并将相关材料报国医馆备案。最后，中央国医馆派出的筹备负责人是卢澣如，选举出的分馆负责人是林庭槐。前者是中央国医馆的理事，后者是当地中医界翘楚。
国医馆暹罗分馆筹建之时，由中央国医馆初委任梁士俊等九人在泰国筹备分馆设立工作，当地中医界因“梁士俊等并非素执业医药界中份子，且医药界亦绝无推荐该九人为代表”提出异议。后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去函回复“委派梁等为分馆筹备委员，并非私意，已委任陈寄虚为该分馆长矣”[16]，但陈寄虚长期居住国内，并且很少与中医界人士往来，为此泰国当地中医界深表疑惑。
由此可见，中央国医馆对海外分馆的管理，并非只是形式上的认可，而是涉及具体事务，双方就组织章程和董事会章程反复商讨，从人员到章程都有严格的把关。
海外中医界为何愿意接受中央国医馆如此严格的管辖，分析其原因在于，在海外各地中医一盘散沙，时刻面临被所在国当局取缔的危险。如1934年菲律宾取缔中医案中，该国代表吕丽屏的诉求之一便是希望设立国医分馆。国医分馆的设立，意味着当地中医与国内建立了正式联系，从而获得国家意义上的授权与支持。如安南和巴达维亚国医分馆的设立即获得中国驻当地总领事馆的就近保护和赞助。因此，海外中医药团体对设立国医分馆有强烈的内在需求与期待。
而在中央国医馆方面，与对国内各地区分馆管理的尴尬处境相比，在海外国医分馆相对显得更有号召力了（图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