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对中医技术的探讨
从跨文化相遇的认识逻辑来看，医学交流是知识的双向流动的过程。西医技术的输入中国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和争议，那么，那么对西人来说，面对传统中医学的诊疗技术又是如何看待和探讨的呢？
在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们，在实地接触到中医的诊疗技术的时候，并无贬抑之意，反而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兴趣。特别是中医的脉诊技术更引发了西方的极大兴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hieu Ricci）认为：“他们按脉的方法和我们的一样，治病也相当成功。一般说来，他们用的药物非常简单，例如草药或根茎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事实上，中国的全部医术就都包含在我们自己使用草药所遵循的规则里面。”1671年第一本中国诊脉著作在欧洲翻译出版。向欧洲介绍中医方面做得最多的是曾担任过王室御医的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他翻译了中国诊脉的著作，在以他的名字出版的《中国医药概说》中介绍了一些中药品种和中医处方。一个为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德国医生克来叶（Andreas Cleyer）在1682年出版的译著《中国临床》中节选了《王叔和脉诀》《脉经》《难经》和《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此书使英国医生福劳业（John Floyer）受到启发，发展出一种结合西方和中国诊脉经验的诊断新方法。郭实腊1837年发表了《中国人的医术》，赞扬了中国人的诊脉和草药知识，但又批评中国人“对解剖的无知，外科的无能，在急救时几乎毫无用处”。
针灸学认为身体内的器官与皮肤息息相通，在外部略施刺激，内部的疾病就能治愈。西方对这一奇特现象也早有关注，并对其机理展开研究。19世纪初，法国人曾举行与针灸相关的探讨会。1820年巴黎医科大学教授威尔克拉格就身体内部器官与皮肤若干部分感触的联系做种种试验。之后丹狄医士将试验结果著为《针灸学》一书。他的试验次数虽然很多，但试验方法存在问题，所以最终的结果并不理想。针灸仅刺激皮肤，而他在试验时用力过重，往往刺穿了受病的器官。
大致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和受其影响的西方人对于中医的态度还是较为友善的，起码保持着平视的眼光。但随着近代西医学的快速发展，西医的知识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方人对包括诊疗技术在内的整个中医学的评价开始走低。
在西人的眼中，中医学一个弊端是缺乏以解剖学为基础的人体器官和生理学知识。如合信（Benjamin Hobson）在《全体新论》的序言中批评中国医学缺乏以解剖学为基础的人体知识：“施医之暇，时习华文，每见中土医书所载骨肉脏腑经络，多不知其体用，輙为掩卷叹惜。夫医学一道，工夫甚巨，关系非轻。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不明治法而用平常之药，犹属不致大害。若捕风捉影以药试病，将有不忍言者矣。”英国人德贞（John Dudgeon）担任过北京的英国伦敦会医院的外科医生，还被聘任为英国驻京使团的外科医生和同文馆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教授，对中国医术有所了解，他认为中医缺乏正确的人体知识，很多理论基于猜测和附会。美国传教士博恒理（Henry W.Porter）也提到与中医大夫探讨过人体内部构造，但中医“所言皆出臆度”，中医著作“所言经络脏腑，诸多舛讹”。在天津行医的英国伦敦会马根济（John K.Mackenzie）的说法更苛刻，认为中医“关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他们以荒谬的理论来代替这些准确的知识”。
以外科手术为自豪的西人还对中医的外科技术进行了无情的指摘。1838年郭雷枢在美国费城发表题为“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演讲，其中便提到“中医的医疗充满了儿戏般的迷信；即使是富人也无法得到外科手术的治疗，因为他们不懂得任何外科手术”。高德（Wm.Gauld）在1877年的大会上说：“在外科方面，医学传教士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领域，在这里直接的、经常是迅速的效果使中国人大为震惊，传教士在这方面的优势无容置疑。”中国医学中的外科经验在传教士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
至于中医学传统的“望、闻、问、切”，特别是曾一度被欧洲人推崇的切脉的诊断方法也在近代遭遇到了无情的批评。雒维廉（William Lockhart）认为，无穷无尽的解脉种类多为空想。合信认为：对于血液循环，中医“迷惑不解，错误百出”，不知静脉、动脉之分，对心脏的真正功能一无所知，也不懂得血液在毛细血管和肺中的变化。德贞说：“尝读中医脉书，云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以五脏六腑计之，其数十一，不符十二之数，中医多强名牵合，有指为包络膻中者，有言应命门三焦者，聚讼纷然，指无一定，无非牵合臆断，以足十二经之数。”
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新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嘉约翰从医学和药学的理论、临床实践、医疗体制和政策管理等方面，几乎彻底否定了中医的存在价值。他提出东方民族的医疗方面的9个问题：第一、对解剖学和生理学彻底的无知，而且还用荒谬的理论来替代真正的知识；第二、对疾病本质的无知，把疾病起源归因于并不存在的原因，以五行和阴阳说来解释病情；第三、在很大程度上对药物性质的无知；第四、外科是极其原始和残忍的；第五、产科不仅谬论盛行，而且一旦病情紧急急需手术时，要么手法野蛮，要么不知所措，“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今天能拿出一个百年的统计数据，那么一定会披露令人恐怖的受折磨和丢了性命的人的数字”；第六、迷信的思想和行为主宰着所有未经启蒙的民族的医疗并使其误入歧途；第七、对儿科卫生和儿科疾病的无知；第八、完全没有卫生法规；第九、没有照顾病患的慈善机构。
当然，不同的声音总是存在，传教士医生中对于中医也有持较为客观的态度者，尤其是进入民国之后，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教会医学院的发展为传教士对中医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部分传教士开始能够以较为“同情的眼光”来看待中医的技术与理论。如1911年美国圣公会的吉佛瑞（W.Hamilton Jefferys）和马雅各合作出版了《中国的疾病》一书，书中一开始便说：“提到中国的行医，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话题，而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对这个国家本土的医疗实践有一种适当的欣赏，在这一点上，我们指的是其医药和外科古老的经验实践，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价值和缺点及其与科学的医学的关系。”也有西方学者专注于研究中国累世相承的针灸法。据上海近代刊物《春温新释》记载，西方针灸学者法国外交官苏里耶·德·莫朗于1906～1909年在法国驻云南府（今昆明市）领事馆任副领事期间，曾关注、学习、使用过针灸，回国后从1927年起向法国医生传授针灸临床技术。由此，西方针灸具备了可被观察的临床形态，并开始了从法国逐渐向整个西方世界的传播。苏里耶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针术》前言中讲述了自己学习针灸的经历。
总之，近代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城市地位，在医疗技术方面能够紧跟世界的潮流，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引进医疗领域的新的技术与发明，这为医疗技术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与平台。而医疗技术的交流虽然是双向进行的，但是显然中医界对于西方医疗技术的吸纳更为主动与积极，诸多有识之士都在努力探索融合中西技术的途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章原 宋欣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