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牛痘接种
种痘术是针对“痘疹”或“天花”之疫而发明的预防手段，属于预防医学的一部分。在种痘术发明之前，患天花之人，十死八九。即使痊愈，也难免留下瘢痕，影响容貌，给人们的生命、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偶然发现了天花的有效解决之道—牛痘接种。1900年，《申报》曾对詹纳发明牛痘一事进行过如下介绍：“见货牛乳之贫家孩独不患痘，颇异之。既而细察牛乳头有小蓝泡，始悟其理。爰取泡中浆水向孩童臂上种之。后虽天花盛行，此孩并不传染，乃推衍其法行之各国，皆称良焉。”
事实上，在牛痘接种传入之前，中国人早就有了预防天花的方法—人痘接种，约始于明穆宗时期，即在16世纪中叶。《医宗金鉴》记载，中国的人痘术主要有四种：① 痘衣法：将痘疮患者的衣服给需要接种的人穿，以引起感染；② 痘浆法：用棉花蘸上痘疮的浆液，塞进被接种者的鼻孔；③ 旱苗法：将收集的痘痂阴干研成细末，用细管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④ 水苗法：用棉花蘸上水调的痘痂细末后，塞入被接种者的鼻孔。但是由于从人身上获得的痘苗是真正的天花，其危险性很高，且施种后的恢复成本也相当昂贵，所以只有少部分经济条件很好的富贵之家才会选择给孩子施种人痘。
牛痘接种在19世纪初东传，约在1806年传至南洋吕宋岛，渐传至澳门，而华人始知其术，只是当时习之者尚鲜，人们对此仍然将信将疑。在牛痘接种引入上海的最初几年，市场十分有限。1869年上海道台徐宗瀛发布告示，鼓励当地人到城隍庙医院或租界外国医院接种牛痘，晓谕接种人痘在租界是禁止的。但对于这一无关痛痒的布告，其实际约束力几乎为零。据当时报刊报道，1872年赴牛痘局者，“小人”二千五百五十八名，此数虽于往年较多，但可惜的是华人不信此法。
由于天花的传染性，为了保障在沪西人的健康，西方在华机构不得不考虑更加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从《申报》来看，西医院开始大量刊登公益性广告，免费为人种植牛痘，甚至还给前往种植的人发钱。据统计，在1873年春夏间，《申报》曾连载“法国工部牛痘局为人种痘”的告示50次之多。告示中称前往种痘之贫困者可得钱三百文，作调养之费。《申报》主编亦多次发表评论，1874年、1875年围绕牛痘的头版头条各3则，分析牛痘之利，并举名人实例，如李鸿章一家均信牛痘，五人皆种牛痘，无一人有事云云，以此来增加说服力。
在牛痘术推广的过程中，上海医界也不甘示弱，各种牛痘施种场所和形式纷纷出现。鉴于法国牛痘工部局、西医院的种痘方式较为有效，1883年上海人在新闸路一带设置的保婴局也开始仿照法国工部牛痘局的方法，施种牛痘，对前来种痘的贫困家庭发放补助，每个婴儿发放一百文。比法国工部牛痘局更独特之处在于保婴局表示还可以请医生到接种者家中施种，以便适应上海人传统的就诊习惯。
在中外有识之士的大力宣传科普预防接种知识，努力突出牛痘接种安全简便的优势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摒弃人痘转而接种牛痘。往时信者绝少，唯贫困无力之人赴局求种。近则人知此法有利无害，就种者日甚一日。为此，仁济、体仁、同仁等医院扩大施种范围，不仅在本院设点施种牛痘，而且还在城外施种，并将施种时间一增再增。1877年正月廿八，仁济医院将施种牛痘的时间定为周一、周四两天，两个月后即改为除周日外，每隔一天施种一次。根据《申报》转载的仁济医院清单统计，仁济医院1872～1873年种痘者有2 558人，1876～1877年有3 982人，1877～1878年有9 000人之多，其中城内种痘3 833人，城外种痘5 000余人。时人将同仁医院施种牛痘之初与日后接种情况作一对比，道施种牛痘初一二年，民间往者每年不及二千人，后则月增岁益，每岁将及四千人。
纵观清末《申报》中关于牛痘的信息，大量刊载见于1872年创刊至1883年之间，1883～1894年相对较少，1894年又开始增多，但与1872～1883年终不可同日而语。1872～1883年间，《申报》关于牛痘的信息，形式有论说、新闻、广告，内容涉及牛痘的来源、牛痘较人痘的妙处、牛痘施种广告、施种盛况等内容，且大篇幅的论说多集中于阐明牛痘较人痘之精妙，劝说人们接种牛痘。查阅档案资料可以推知，当时对牛痘的集中报道是有一定原因的。187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内天花盛行，由于华洋两界之间相对自由的人口流动以及上海本身人口的高流动性，使得一些寓居在上海租界内的外国人感染天花，死者较多，这迫使工部局不得不在上海广行施种牛痘疫苗。1883～1894年，牛痘的相关信息减少并不意味着牛痘已经被淡忘、摒弃，反而恰恰说明了人们在接种牛痘这件事上已经基本达成了某种共识。自1894年，关于牛痘的论说类文章再次出现，相关新闻、广告有所增加。原因也在于这一期间，天花再次流行。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统计，1892年12月至1893年2月中旬，公共租界内虹口和英租界因天花而丧生的中国人共计116人，西方人天花患者共计9人，死亡3人。对于天花的此次流行，时人对牛痘的认识相较于1870年代，也更加深刻与理性。如此时的论说性文章相对于1872～1883年，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不再是纠结于牛痘、人痘的孰是孰非及宣扬牛痘的精妙，更多的是对牛痘本身及接种过程的全方位认识。
图2 牛痘接种
［《卫生月刊》，1934，4（5）：10］
图3 牛痘接种
［《农民》，1931，6（30）：5］
牛痘接种低危险性、不留瘢痕的优势深得人心，从无人接种，仰赖广告宣传，到万人空巷，大家抢着接种，这一转变过程正代表了西医学在中国民众中的被接受的轨迹，更体现了民众医疗观念在潜移默化中的转变（图2、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