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岫（1879—1954）
重要的机构和人物
谈及中西医学交流，人们更多的是聚焦于明清时期，乃至更早期的那些西方来的传教士身上，因为早期西方医学的传入及东西方医学交流很多是由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实施。他们有时也会把一些中医书籍和独特的医书和医药再传到国外，因此，传教士成为中西医学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而近代由于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国家和地区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趋于频密，东西方医学的交流随之增多。加之，特别是二十世纪之初，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涌现出很多科学巨匠，短短半个世纪，就推翻了很多尘封千年的陈旧知识，构筑了今天人类科技的大体框架。因此，我们很少将目光聚焦在近代中西医学交流的这些人物和事件上。但是，这个时期东西方医学从官方到民间呈现出多层次、全方位、形式多样的互通，出现了一些致力于推动中外医学传播和交流的人和组织。因此，本章将列举一些在近代在中西医学交流过程中，发挥过重大影响学术团体组织，以及在医学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通过这些组织机构的活动以及人物经历来展现近代中西医学交流的概貌。
一、中外医学交流的组织和机构
在中国近现代化之前，中国的社会处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在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上也因循这种思想，国家对民众的医疗卫生没有系统的管理，民间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和机构去协调管理医学的发展，医学处于一种自然生长的田野状态。进入近现代以来，西方医学的组织管理模式逐渐传入国内，现代意义上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在中西医交流的历史上，这些机构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如博医会，将医学研究机构的模式带入中国；中国医学院，将西方医学的课程带入中医教育的体系中；医史博物馆，西医学会保存中医学历史的典范。诸如此类的机构，他们有的则存续至今，有的存在时间很短，但其影响至今都一直存在。
1.博医会
早在1838年，广州的教会医学组织了“在华医学传教会”来联络各个教会医师，但其影响力仅局限于广东一带，随着教会传教医学活动范围的增加，她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1887年，在上海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医师文恒理（Boone HW）的倡议下，“中国教会医学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宣告成立，其中文简称为“博医会”（图21、图22）。该会首任主席为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在当时，博医会的成立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但之后的发展却引人侧目。她把一整套西方专业学会的规则引入中国，比如，最早设定了学会章程，规定了会员的资格、权利、义务。她要求会员必须毕业于受认可的医科院校，入会需要由一位会员介绍并得到年会出席者三分之二以上认可方能入会。正式会员没有国籍的限制，但有缴纳会费的义务，也有参选会长、副会长和监察员等会内职务的权利。会内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当选者不得连任超过两届。除正式会员外，还有荣誉会员和通讯会员。前者是在华的非教会系统医生，后者则包括世界各地的医学传教士以及尚无正式会员资格的提名会员。这两类会员都没有会内投票资格[1]。此外，该会还创办了会刊《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这是基督教国家以外的第一份医学传教杂志，其文章多次被其他国家的医学刊物引证。此后，中国成立的各种医学组织，包括中医学组织，都纷纷模仿博医会的组织架构，并且纷纷创办刊物。
图21 博医会传单
图22 博医会1915年上海年会合影
博医会的成立促进了各种医学事业的制度化。这首先表现在对其他专业学会成立的引领方面。中国护士学会的设立与博医会密不可分。1908年，博医会决议为完成三年期护士学习的学生组织考试，并为成绩合格者颁发证书。同年11月，高似兰（P.B.Cousland）等人在《博医会报》呼吁成立护士组织，作为杂志编辑，他承诺在《博医会报》上开设一个“护士专栏”，直到该组织有自己的刊物为止。博医会还促成了中国解剖学和人类学学会的诞生。以上三个学会，第一个发展为中华护理学会，后两个则发展为中国解剖学学会和中国人类学学会。
博医会在制度方面的另一贡献是对标准的制定。首先是医学教育的标准制定。师图尔（G.A.Stuart）曾指出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缺陷在于缺乏制度上的统一性，包括课程设置、课时的长短、教学方法以及实习的要求等方面。他建议联合所有从事医学教育的人员成立一个学会，使他们能够交流思想、探讨方法并制定统一的教学方案，从而在中国医学教育的事业中起到枢纽作用。其他呼吁还包括设立考试委员会，为成绩合格者颁发医学毕业证书；为医院设立最低标准，并对医学院校和医院进行评级等。1915年以后，会内的医学教育委员会和医院管理委员会等得以成立。另一项重要的标准化措施是对汉译医学术语的统一。博医会在制定医学伦理规范方面也走在了前列。1923年上海年会上，博医会授权执行委员会制定一套适合中国的医学伦理规章草案，于《博医会报》上公布，并在下一届年会上提交讨论和施行。
在中文医学发展上，博医会的作用也至关重要。早期的西医书籍或文件都由英文撰写，甚至医学课堂教育、会议交流、临床都使用英文，导致西医学在中国很难大范围推广。因此，西医学中文化是西医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首要条件。1907年博医会年会作出决议：在华医学传教士对于中文的掌握极有必要，这包括说和写，学会建议在他们来华后的前两年解除其所有医学责任，专注于汉语的学习以及建立新医学据点等准备工作。医学传教士意识到若没有中文医学文献，中国学生的医学训练难以继续，因此医学书籍的翻译成为首要之事。以后的几个会长在年会中也多次提出设立中文医学期刊的倡议。会内的医学教育委员会曾向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部提交一项决议，希望至少能协助一所医科院校使用中文教学。这一建议最终得到学会的支持并得以实现，在济南、沈阳、成都的医学院校使用中文教学。
博医会还对中国医学事业开展调查，如医生、护士的构成和人数，医科院校以及医院的各种统计资料等，为医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数据。
由于，博医会入会条件苛刻，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如1913年的年会中，与会85人，仅有两名中国医生。到1915年的年会中，与会113名，也仅有9名中国医生。这样反倒催生出一批同类型的组织。同时期很多被限制在博医会之外的中医从业者和非教徒创建了一批中、西医学会。最早的是以西医为主的孙直斋、王仁俊和沈敬学等于1897年秋在上海创立的“上海医学会”；中医方面，1902年余伯陶、李平书等人发起“上海医会”，并于1906年6月成立“上海医务总会”，成为近代最早的中医学术团体。1905年，周雪樵在上海成立“中国医学会”。除博医会外，1910年全国和地方性的中、西医学会至少有12个。最终，在博医会的催生下，中国最重要的医学组织—“中华医学会”于1915年2月在上海成立。
由于具有本土化的优势，“中华医学会”迅速发展壮大。博医会开始与之合作，1916年博医会、中华医学会和青年会联合成立卫生教育联合会，次年成立女青年会。两会还合作成立了医学名词审查会。1916年4月5日～12日，在江苏省教育会的主持下，名词茶话会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了关于解剖学和无机化学的术语外，还决定成立医学名词审查会，并于1917年8月27日获得教育部认可。1918年该会改名为科学名词审查会。1918年7月举行的第四次会议分设解剖学、细菌学和化学三个分会，科学的专业分工更加明确。
两会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和有效，最终于1932年4月15日在上海合并，成立新的“中华医学会”。至此，博医会完成了历史使命。
2.中国医学院
中国医学院成立于1928年2月13日，由秦伯未、许半龙、王一仁、严苍山、章次公等创办，章太炎为首任院长。1929年，该校因为内部分裂，濒临解散，其时上海国医公会成立，因章程有开办医校，即顺势接管该校。1932年因“一·二八”事变，学院事物停顿，后国医公会推荐朱鹤皋、蒋文芳重新组织学校。抗战时期，学校数度搬迁，国医公会停止活动后，主办人自筹资金继续办学。延至1948年停办（图23、图24）。
中国医学院属于近代上海中医教育“老三校”之一，其余两所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新中国医学院。在鼎盛时期，其招生规模居沪上首位，吸引了沪上几乎所有名医到校任教或学习。
在中外医学交流方面，中国医学院是最早大规模引进西医学课程的学校，该校高举“商量旧学，采纳新知”的旗帜，将大量的现代医学知识纳入中医学的教学体系中。该校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制规划等方面均有创举。
图23 中国医学院大门
［《光华医药杂志》，1937.4（3）：封2页］
图24 中国医学院院舍
（《中国医学院毕业纪念刊》，1933年第四届第一页）
其设置的课程中，除了中医课程外，还开设了生理、解剖、物理、西药、产科等现代医学课程，并且聘请西医和综合性大学教师任教。
牵头组织中医院校教材编写，不再唯《内经知要》《伤寒论》的原文讲解，而是力求系统化、科学化，订立了教材编写的六原则：
“1.化无系统为有系统；2.避空虚之理论，倾向于实际方面；3.博采各家之说，而归之于一；4.打破中西成见，唯真理是求；5.学理之外，以经验为大前提；6.深浅视学生程度酌量支配。”
改革学制，针对不同学习程度开设四年制本科和两年制讲习院，零基础的进入本科学习，有一定基础的进入讲习院学习，这种模式与现代教育分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很相似，开启了中医教育的新形式。
该校积极对外宣传中医，举办汉医勃兴展览会、接待国际友人到校参观，如日本菊池未舌、今井丰云、国际联盟费尔伯到访参观等。
对于中西医学交流而言，以中国医学院为代表的近代中医教育已经改变了唯古崇经的思想，也改变了师带徒的传统教学模式，采用西方的医学教育模式，紧跟现代医学的步伐，探索符合中医发展规律的教学方式。
3.医史博物馆
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即上海中医药博物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史专科博物馆，她成立于1938年5月，是中华医学会附设机构，在中华医学总会所内成立[2]，其最初落址于上海池滨路41号（即今慈溪路7号）。现位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张江校区（图25）。
这所博物馆的创设源于伍连德与王吉民合作。二人在撰写《中国医史》的过程中，搜集到了许多医史文物，并在中华医学会内设置“医史陈列室”和“中医图书室”。为了扩大中国医学在世界医学中的影响力，二人觉得除了撰写相关文章论证，有必要将中国医学的实物对外展示，以便更全面体现中国医学的久远历史。
图25 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现上海中医药博物馆）
1937年4月中华医学会在上海举行第四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王吉民在会上发表《筹设中国医史陈列馆刍议》一文，文中明确地谈到筹建医史博物馆的三个目的：一是收集历代医史文物，“妥为保存，以免散失”，并使“国粹不致外流”；二是将所收藏文物，“供学者研究，藉以考察医学之变迁，治疗之演进”；三是“对学生为有效之教授方法，对民众可作宣传医药常识之利器。”[3]
会议期间举办了“医史文献展览会”，展品2 000余件，有制药工具、药瓶、针灸与外科工具、中医古籍、医家传记与画像和医事画等。展览会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上海《申报》等多家报纸予以一致好评。
展览会结束后，部分展品留作筹办医史博物馆的陈列品，经一年多努力筹措，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于1938年开馆，王吉民任馆长。开馆之后不及一年，淞沪会战，上海陷入战火之中。为保护文物和古籍的安全，王吉民将它们分散转移至留沪国际友人、同道家中。同时，由于时局动荡，市面上流落的文物也增加，王吉民还加紧搜集。如从杭州抢运智果寺住持僧清华收藏的《珍藏医书类目》，往返一个多月才将此书安全运抵上海。
经过王吉民等人的妥善保管，战后医史博物馆得以重建。1946年12月，在中华医学会大礼堂再次举办“医史文献展览会”；1947年3月与上海中医学院合办“历代医药文献展览会”。
上海医史博物馆是我国成立最早，医学文物收藏最多，历代医学文献和20世纪20～30年代全国医药期刊收藏量最大，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中国医史专业博物馆。馆藏文物如：小型针灸铜人为1744年乾隆皇帝授命铸造，还有明代的炼丹炉、明末傅青主行书立轴、清代叶天士处方等，十分珍贵，已经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该馆在中外医学交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7月，洛氏基金委员会E.Scharrer医师夫妇等参观博物馆。宋大仁医师赠送十二张医药方面的照片[4]。1939年6月，海深德医师将其收藏借给医史博物馆陈列，并捐赠200年前的麻风文献照片。同月有曾著《中国医学》一书的前柏林医学史教授许保德医师至馆参观[5]。1941年11月22日，北平地理生物研究院劳博士及时年担任震旦大学细菌学教授的孟博士，在震旦大学生理学教授吴瑞云医师的陪同下，赴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参观。并且，劳博士又于1942年春与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合作举办中华药物展览[6]。1942年，著名的英国科学家、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也参观访问了医学史博物馆。1988年，李约瑟专门致函祝贺医史博物馆创立50周年时提道：“值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成立50周年之际，我与鲁桂珍博士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向你们寄去贺信，请接受我们热烈的祝贺。我们清楚地记得，由于王吉民医师的努力，至1946年战争结束时，博物馆已崭露头角，以后，你们使它不断发展壮大。”李约瑟的致函肯定了王吉民对博物馆的巨大贡献。
该馆也是医史研究、教书育人、弘扬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场所，为各类研究机构提供文献资料查阅，接待了各类学生民众的参观访问，承担了科教片《针刺麻醉》和电影《李时珍》的拍摄等。
二、中外医学交流的重要人物
近代中外医学的交流是由社会精英推动的，在这批精英群体中，有很大一批人早期接受的是科举教育，或因科举受挫，或因科举制度取消而转向医学，成为新一代儒医。称之为“新儒医”，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冲击，使之与传统儒医有所区别。在中国医者中还有另外一批人，他们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小，大量接触西学，甚至有多年海外留学经验，在回国之后，其中从医者，成为改良中国医学的坚定群体。推动中外医学交流的力量中，外国人也是不可忽视的群体，从早期的传教士到之后的学者、官员，他们将现代医学引入中国，也将中医学传遍世界。
在这些人的努力下，中医、西医，两种不同的医学模式之间，虽然沟壑依然存在，但距离在不断缩小。他们对中外医学交流的贡献，值得让后人铭记。
1.周雪樵（1864—1910）
名维翰，原名周胜昌或周荪昶，字雪樵，别号映溪生。江苏常州人，久居苏州，兼通西学。自称为宋代学者周敦颐之后，他是清末中医界最先以近代方式介绍西医者。他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组建医学研究会，以中学为本，西学为辅，研究中西医。次年创建中国医学会，以改良医学、博采东西国医理、发明新理新法为宗旨，对近代医学界颇具影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著《西史纲目》行世。翌年移居上海行医，于1904年创办《医学报》，“独辟町畦、熔铸中外、保存国粹、交换知识”，为上海中医界办医学报刊之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受聘为山西医学馆教务长，后因病重返上海，不久病逝。
周雪樵是清末中医界较早介绍西医的人物，他认为：“中医之所以能自立，不致尽为西医所侵夺斯灭者，亦自有道焉，寒热虚实是也。以此四者而论，不惟能自立，即西医与中医并治，中医且占优势也。”[7]周氏在临床上也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仆之治病，凡治病器具如寒暑表，听病筒等概用西法，至开方用药则用中法，有急病及中药之力所不及者，则以西药济之。”周雪樵在学习中医的同时，积极学习西医，终在1902年出版《西史纲目》。书前所附上古史部分引用书目便达58种，其中译本西籍有《格致汇编》《博物新编》《动物学新编》《西学考略》《几何原本》《民约论》《天演论》等，日文译本及日文书《万国史记》《东洋史要》《欧罗巴通史》等；国人著作有《瀛环志略》《海国图志》《西学原始考》等。
2.李平书（1854—1927）
原名安曾，字平书，中年改名钟钰，号瑟斋，晚年别号且顽老人，江苏苏州人，生于浦东高桥镇。同治十二年（1873年）考入龙门书院，后以优贡入仕，为上海著名的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图26）。
清末，中医日趋不振，李氏慨然以振兴中医为己任，对上海卫生事业发展颇有贡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与沪上名医陈莲舫等创立上海医学会，这是中医界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李氏在《开办医会启》中称：“沪上持业皆有会，唯医独无。兹特先设医学会以集同志讨论，然后著医学报，编医学教科书，设医学堂，开疗养院，期臻美备。”后又为上海医务总会创办人之一。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张竹君创设女子中西医学院，开创女子医学教育的先河。李氏亲教授中医课。同时参与筹办中西医兼治的上海医院。该院是一所大型的现代化综合医院，也是中国人最先创办的中西医结合医院。辛亥革命后，李氏还参与筹建神州医药总会、沪南神州医院等。
图26 李平书
1922年，李平书任江苏省中医联合会会长时，提出规范和统一中医教材的问题，并将它视为中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1926年，李书平、夏应堂牵头组建了中医课本编辑馆，希冀通过统一教材、统一学制、统一课程来谋求中医教育的改进，迈出了中医教育内涵建设的第一步，提出的统一教材问题也受到了中医界的普遍关注。他最先倡导的中医教材改革，经中医界和中医教育界的不懈努力，成为民国时期中医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对于中药的现代化，李平书做出了思考和探索。早在1887年，李平书在新加坡访友时谈道：“中国药物原料丰富于外洋，功用亦多神验，唯煎药有不适于用者三：一不适于行旅，二不适于医院，三不适于贫民。若炼为药水或磨为药粉，以代饮片，则不适免矣。”李平书多年试图进行中药药剂改革的梦想，终因设备和条件的原因，无法实现。1921年，他与神州医药总会王祖德、中华医药联合会任农轩等商议，联合中医界和中药界，创办了上海第一家现代中药制药企业—粹华制药厂，并担任董事长。该厂采用现代机械化方法，将中药制炼成药液、药粉，凡方剂所用药物，均可按照医生所开处方的要求进行调配，省去了中药煎煮之烦。此外，药厂还依循古方剂书要求，生产出丸散膏丹等传统中成药300余种，并创制了多种家用成药。李平书等创办的粹华制药厂改革了传统的手工加工方式，向工厂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为近代上海中药工业化生产的先驱。
3.丁福保（1874—1952）
图27 丁福保
字仲枯，号畴隐居士，又号济阳破衲，江苏无锡人（图27）。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入江阴南菁书院，遍读院中藏书。翌年中童子试，补无锡生员。次年应南京乡试未中，再进南菁书院。后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上海东文学堂。在这些新式学堂里，丁福保接受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熏陶，结识近代算学家华蘅芳，思想上开始有所转变。26岁时患上肺结核，久病不愈，遂潜心医学。自学《内经》、金元四大家著作及生理、卫生、解剖、药物等，并师从精通中西医学之名家赵元益，得其传。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上海自新医院院监，后设诊行医。宣统元年（1909年）两江总督端方举办医科考试，获最优等内科医士证书，被派往日本考察，同时还获得盛宣怀的资助。在日期间，参观日本帝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东京小石川养育院，见识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在医药方面获得的巨大进步。此外，在意外发现国内早已散佚的唐代僧人慧琳所撰的《一切经音义》和辽代僧人希麟所撰的《续一切经音义》后，丁福保开始遍集日文西医书籍及流散日本之中医古籍珍本。回国后在上海开设医院、疗养院。此时他已开始运用西医学的诊断方法，采用X光、显微镜等近代医疗设备，这使得他名声大盛。他创办中西医学研究会，主编《中西医学报》，对外宣传自己的中西医学观点。丁福保依据日文医药图书，先后编译七八十种医疗卫生书籍，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系统而全面地向国人介绍近代西方医学。这些书后来被编为《丁氏医学丛书》，在自己创办的“医学书局”出版。该丛书在德国、意大利的展览会上获得最优等奖牌。
在医学上，他主张中西并举，取长补短，互相贯通，使中医科学化，形成中国之新医学。丁氏诊病中西两法兼施，既用望闻问切中医传统诊疗方法，兼采理化检验及X线物理诊断技术，投之以中草药治疗，深得病家信任。
除了医学上的成就，丁福保还专注于佛学，其耗时三十年功夫编撰的《说文解字诂林》，成为文字训诂学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于右任评价说“实亦治《说文》者最便利之捷径也。”丁福保还编印了不少古代文学方面的书籍，如《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续编》和《清诗话》等，至今都是研究文史学很好的参考资料。
丁福保治学通博，兴趣广泛，数学、医学、佛学、文学、古钱学、文字学及伦理道德等各个学术领域，无不涉猎。据统计，他先后编撰的书有191种[8]，种类之多，当世无人可及。
4.恽铁樵（1878—1935）
图28 恽铁樵
名树珏，别号冷风、焦木、黄山，江苏武进人（图28）。出身于小官吏家庭，自幼孤苦，5岁丧父，11岁丧母，由族人抚养长大，13岁就读于私塾，16岁考中秀才，具备了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功底。由于家乡武进医风隆盛，恽铁樵习文之余涉猎了《温病条辨》等医学著作，粗通医道，并表现出对医学的天资。在叔祖北山先生温热夹食，庸医妄投“小青龙”时，已能明辨是非，提出质疑。1903年，又考入南洋公学，攻读外语和文学，成为近代中医界精通旧学，又系统接受新学制教育的第一人，为吸取现代科学知识发展中医奠定了基础。
1906年，毕业后，先后赴湖南长沙及上海浦东中学执鞭任教。1911年，应商务印书馆张菊生先生聘请，任商务印书馆编译。1912年，主编《小说月报》，以翻译西洋小说而风靡一时。至此时，恽铁樵仍是一位熟悉东西方文化的文人，直到家庭的变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16年，14岁长子病故，次年第二、第三子又病伤寒而夭折。经历丧子之痛，而西医学又对之无药可治，恽铁樵开始转而求学于海上伤寒名家汪莲石，发愤学习中医。1920年，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正式挂牌行医，尤其擅长儿科。当余云岫《灵素商兑》以西医理论攻击中医时，作《群经见智录》予以驳斥。1925年，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及其弟子张破浪等在上海创办“中国通函教授学社”，也即后人所熟知的“铁樵函授中医学校”。1933年，办铁樵函授医学事业所，受业者千余人。医学著述很多，著作有22种，编成《药盦医学丛书》。由于过度透支，长年积劳成疾，恽氏晚年瘫痪在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口授著书，不曾懈怠。
恽铁樵是近代中西汇通四大家之一，在如何看待中西医学的问题上，他认为中医有实效，乃有用之学，西医自有长处，尤其生理学的研究，由于中西文化背景不同，医学基础各异，从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体系，“西方科学不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但是中医由于年代久远，应该整理提高，使之发展进步，并明确提出吸取西医之长处，融汇贯通产生新的医学，说“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须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产生新中医，是今后中医必循之轨道”，并说“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然而这是为了发展中医，补助中医，“万不可舍本逐末，以科学化为时髦，而专求形似，忘其本来”。他的真知灼见，为垂危的中医指出了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回顾半个世纪来中医所走过的历程，立足中医，吸取新知的观点与当前“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观点无形中是契合的。
5.祝味菊（1884—1951）
别号傲霜轩主，浙江绍兴人（图29）。先祖世代业医，祝氏早年随父居四川成都，襄理盐务，暇则习医，从蜀川名医刘雨笙等研读医经。后就读于军医学校。两年后，随日籍教师石田东渡日本学习西医，回国后在成都四川省立官医院任职，颇有医名。1917年移居上海，先后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及中国医学院，并任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1927年与徐小圃等筹办景和医科大学。1937年与西医梅卓生、兰纳等合组中西医会诊所。
图29 祝味菊
祝氏学贯中西，擅长内科，喜用附子、麻黄、桂枝等温热药，尤善用附子，屡起沉疴，名盛一时，誉为“祝附子”。祝氏主张吸收西医之长，改进中医，尝谓：“术无中西，真理是尚”。1949年曾授意门人草拟《创设中医实验医院的建议书》，重视中西医合作实践。其著有《祝氏医学丛书》，包括：《伤寒新意》《伤寒方解》《病理发挥》《诊断提纲》四种。与门人陈苏生等合编有《伤寒质疑》六卷，于1950年刊行。
6.王吉民（1889—1972）
又名嘉祥，号芸心，广东东莞人（图30）。宣统二年（1910年）香港西医大学堂毕业后曾在外轮公司任船医、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总医官。1931年转任浙江邮政管理局医官，同时在杭州开业。1937年在上海协助筹建中华医学会新会址，被选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抗日战争期间，医学会负责人陆续离沪，会务主要由王吉民和富文寿负责，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王氏还先后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讲师、上海医学院医学史教授、教育部医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中华医学杂志》副总编辑、《中国医界指南》编辑、中华医学出版社社长、《中华健康杂志》总编辑等职。
对于近代中医学而言，王吉民的功绩主要有三点：
图30 王吉民
（1）1932年，与伍连德合著《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该书用英文撰写，直接在海外发表，纠正了美国医史学家嘉里森（Garrison）所著的《医学史》中对中国医学的错误观点，是近代中医学首次对外的重要推介。此书在西方至今影响甚大，许多西方人从此书中获得关于中国医学的最初知识。
（2）撰写大量关于中医学的文章。自1913年《医药新报》第一卷第一期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厄米汀那与阿米巴痢》起，至1963年在《江苏中医》发表最后一篇论文《薛生白小传和他的生卒考》止，王吉民总共撰写论文179篇，其中用英文发表的有40篇，这些论文的研究视野开阔，古今中外均有涉猎。论文以中国传统医学为主题的有40多篇，从中医学在性病、天花、麻风、精神病与生理卫生、医学制度、医家年谱传记、与医学卫生相关的成语、谚语、俚语等方面反映中国传统医学成就，王吉民在《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绪言中说：“若认为中医‘绝无所发明，不值于世界医学史上留一位置’，则不可。如血液循环、隐秘疗学、麻醉法、灌肠术、探尿管、水治法、按摩术，凡此种种，世之所谓新发明者，古代多有之，时去西医萌芽之时代尚远也。”
（3）组织中国医史学会，保护珍贵中医文物。为了加强中医国医学史研究，王吉民在中华医学会中促成了中华医史学会的成立，并首任会长，主持《医史杂志》的编撰工作。亲自收集大量医学文献和文物，特别是在抗战期间，保护这些文物不被掠夺，为后世留下宝贵财富。
由于王吉民的西医学背景，以及与海外西医界的良好关系，使得他促成的中外医学交流活动更为顺畅。
7.陆渊雷（1894—1955）
名彭年，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图31）。1912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朴学大师姚孟醺学习经学、小学，于诸子百家、史、地、物理、算学等书无所不读。毕业后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立师范学校、国学专修馆、暨南大学、持志大学、中国医学院等处任教。授课之余阅读大量医书，研究中医各家学说。1925年恽铁樵创办函授学校，陆渊雷拜恽为师，协助办校。又师事章太炎学习古文学及中医基础，深得两名家之教益。
图31 陆渊雷
他是倡导融汇西医知识的上海国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陆氏受近代医学科学影响，提倡中西医汇通，主张治中医宜积极吸收西学。1929年与徐衡之、章次公创办上海国医学院，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办校宗旨。聘章太炎为校长，自任教务长，亲自制订教学大纲并任课。编写《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教材，成书出版，该书以近代医学评述医经，独具见解，虽褒贬不一，但对中医理论不失为有价值之作。1932年起陆氏在上海开业行医，临证以西医方法诊断，运用经方治疗，擅治伤寒等流行性热病、慢性肝炎、肿瘤等病，还应各地学者之请创设“遥从部”，函授中医理论，报名参加者甚众，并创办《新生命杂志》。陆氏学识渊博，蜚声医界，曾被中央国医馆聘为学术整理委员会委员。
8.余无言（1900—1963）
原名愚，字择明，江苏阜宁人（图32）。初读经史，后随父学医，勤读医经，深研仲景学说，18岁应诊，擅伤寒、杂病及中医外科。1920年来沪问学于西医俞凤宾，习外科于德医维都富尔。1929年与张赞臣合设诊所，共编《世界医报》，以改进中医为夙志。1932年应聘任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并先后在上海中国医学院、中国医学专修馆、苏州国医研究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任教。1937年又与友人另立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任教务长，兼授《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外科学等课程。
图32 余无言
他把“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精神坚决贯彻于他的育人生涯之中。为维护中医的合法权益和地位，曾对限制、消灭中医的言行进行辩论和抗争。余氏尝谓“医分中西，系以国界限之。其实医为仁术，不应有所谓中西医之分，宜取长补短，熔冶一炉，以为人民司命”。临诊善用经方、时方，辨证明确，辨病精审，力治颇有胆识，对患者能不分贫富贵贱，向为同道和患者所称道。
9.章次公（1903—1959）
图33 章次公
名成之，号之庵，江苏镇江人（图33）。1919年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事孟河名医丁甘仁及经方大家曹颖甫，又问学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业兼优。1925年毕业后，在上海开业行医，并任职于广益中医院，一度兼任上海市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章氏热心为贫苦患者看病，用药以验、便、廉为主，深夜出诊常不取酬，有“贫民医生”之美誉。1930年参与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并先后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及苏州国医学校任教。
他是倡导融会西医知识的上海国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章氏认为发扬中医须参合现代医学理论，打破中西医间的界限，力求两者的沟通。临证主张运用中医之四诊、八纲、辨证论治，兼采现代科学诊断手段，“双重诊断，一重治疗”，提高疗效。用药则博采众方，无论经方、单方、验方乃至草药，兼收并蓄，机动灵活，注重实效，剂量或轻或重，突出重点，击中要害，尤其擅长使用虫类药物，如蜈蚣、全蝎用于头风痛，蜂房、蕲蛇用于风痹，蟋蟀、蝼蛄、蛰虫用于积聚、肿胀等，对症下药，每收显效。
10.宋大仁（1907—1985）
图34 宋大仁
曾名宋泽，号医林怪杰，又号海煦，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907年生于澳门（图34）。宋大仁自幼家境贫困，在他出生的时候，父亲便已去世。宋大仁于1919年进入澳门求是中学、电明书院求学。1922年肄业后便白天跟随名中医郑昭然学习中医，晚上跟随名画家吴松涛学习国画。1925年，宋大仁负笈北上，前往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中医，成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第八届毕业生。
1927年，毕业后的宋大仁在上海南京放生局及京沪、沪杭甬铁路医院担任中医官的工作，第二年他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在上海东南医学院转学西医，该校是由大量留日医学生所创办，其教育模式受日本西医教育模式影响很深。他在顺利获得医学士学位后，被留任为东南医院胃肠科医生，同时受聘为上海中医学院教授。近代医家叶劲秋称其为“吾国医家，博通新旧而具有中西医校毕业资格者，君为第一人”。1933年，宋大仁又东渡日本求学消化专科。在日期间结识矢数道明等一众日本汉医学界名宿。
1935年回沪后创办当时全国九大医药学术团体之一的“中西医药研究社”，并主编《中西医药期刊》，此刊发行遍布全国，辐射东南亚诸国。鉴于当时尚未有胃肠专科医院，宋大仁于1937年创办上海胃肠病医院及上海消化器病研究所，引进一流胃肠镜设备制作病理标本。同时，他还编写普及胃肠病防治知识的指南，编撰《胃肠丛书》共27种，计百万字，其中的《中国消化器病史》《胃肠病全书》《胃肠病检查法》《胃镜摄影术》等将中医学中的脾胃病理论及现代胃肠病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全面论述，引发学界震动。
宋大仁也酷爱举办、参加各类展会，曾在1943年上海举办的“好癖展览会”中言“予性好医学，亦好书画，第仅好而已，去癖尚远甚，今好癖展览会诸公不我遐弃，强列于好癖之林，不亦愧乎”并署名“医林怪杰”。1942年其在上海震旦博物院举办“第一届胃肠病病理文献、医药书画展览会”，1944年为“上海特别市卫生运动会”和“上海市青年会卫生运动大会”提供胃肠病、寄生虫标本、伤寒标本、书画图标等数百种展品。1955年，他的《李时珍事迹图》在北京的全国美展展出。同年，他筹备了“南京中医药展览会”“广东省中医药展览会”“福建省中医药展览会”等。
宋大仁不仅是一位中医师，也是一位画家。他在1943年发行《中国医药八杰图》；1955年与李丁陇、戈湘岚、徐子鹤合作发行《中国伟大医药家画像》共24幅，并附个人小传。
宋大仁是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医学家，他的医史研究及艺术造诣在海外有着广泛影响。1936年获得日本国消化器病研究所特别会员称号。1945年，著名国际医史学家，美国医史研究所所长西格里斯特（H.Sigerest）博士将其著作《世界医学史》赠送一册给宋大仁。1947年，马来西亚医药之声社聘其为名誉撰述主任。1948年，维思（ilza Veith）在美国《医学史》杂志上介绍了宋大仁的“中国医药八杰图”，并予以高度评价。1956年，苏联医史学家，莫斯科纪念列宁医学研究院的契利法科夫将宋大仁的《中国法医学的伟大贡献》收入其著作《法医学史》中。
宋大仁之名在当时也被远在英国的汉学专家李约瑟得闻。在李约瑟八次的访华经历中，两次提及欲与宋大仁会晤。但是由于当时政治背景等种种因素，李、宋二人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得见。李约瑟回剑桥后，聘请宋大仁为他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中国医史名誉顾问。在李约瑟的77岁生日时，宋大仁还作词“万流景仰，老权威，四海声名洋溢。爱好和平持正义，科学界中雄杰。生化、胚胎、医、工、史学，造诣尤突出。寰球讲学，长期多任高职。文章振古烁今，追溯渊源，半世勤发掘。写成《中国科技史》，共赞辉煌业绩。研究相邀，天涯知己，友谊由来密。高龄七七，青松永茂遥祝！”。在李约瑟80大寿时，宋大仁在北京撰写《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科技史的贡献祝李老八十寿辰》七言古体120韵，以示祝贺。
在中西方医学交流上，他与日本近代汉方界的互动，将日本医学的进展带入国内。特别是宋大仁与李约瑟的良好私交，推动了李约瑟的东方科学技术史研究，为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中国古代科学在世界上争取应有地位做出贡献。
11.陈存仁（1908—1990）
图35 陈存仁
原名陈承沅，上海人，1908年生于沪上绸商之家（图35）。但是在他出生的时候，家境已经非常落魄了。8岁时，其父亲去世。因为父亲的遗愿，陈存仁于1921年进入南洋医科大学开始了自己的学医生涯，而后又在机缘巧合下转投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因此，他的学术履历是初习西医，后投中医，谈及缘由，其四伯说，“中医学费不贵，而中医独立开诊所需费用也不多，我能够全力支持你读书”，但他自己却说是患了“伤寒”而西医治不好自己后，却被丁甘仁的几剂中药给治愈的原因，而转身致力于中医药学。
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就读的陈存仁，业余时间也通过撰稿投稿的方式赚着自己的学费。陈存仁曾为《中西医学杂志》做过剪贴的工作，也投稿过《申报》等。在撰稿投稿的过程中，他结识了章太炎、沈信卿等大家。陈存仁本非中医世家出身，他便有意识地去各地购买各类中医古书，也因此成为当时闻名的中医藏书家。
在求学、求书的过程中，陈存仁遍访各地。其曾向国学大师姚公鹤、章太炎学习国文，以兼顾中国传统文化，并逐渐在治经、考据方面有所造诣；向中西医汇通派的代表人物丁福保学习经济之道，以兼顾杂学；也曾东渡日本与汉医名家汤本求真对谈切磋，编撰《皇汉医学丛书》，回沪举办日本汉医学勃兴展览会，将日本汉医的发展介绍给国内民众，引发极大反响。他曾多次赴欧美等地考察当地的医疗现状，将德国的针灸研究进展推介到国内，加深国内对欧美国家医学发展状况的了解。对于中西医学的交流，陈氏是一个实干家。他一方面积极举办各类活动，以扩大中医的影响；另一方面，出版各类期刊书籍，普及现代医学知识，并整理保存中医药文献。如：他编撰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前后历时五年编撰完成，1935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全书三百二十万字，词目约4 300条，彩图摄影两千余幅。全书改变传统中药书籍自《神农本草经》以来形成的体例，采用现代惯用的药学书籍编撰方式。每一个药材，都详细记述中外名词、化验成分、历代记载、功效性质、辨别价值、生产地带、种植方法、炮制方法以及各家学说、配合应用等。该书尤其注意日本、德国的相关文献报道。因对中药的详细总结，该书获得各界广泛好评，被日本医界誉为“东方医药界之荣誉作”，曾在法租界的展览中获奖[9]。
陈存仁在当时的上海医界素有“首创”之名，他曾在1928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普及健康医药的报纸《康健报》，于1935年出版了第一本以现代生物分类学角度诠释的中药辞典《中国药学大辞典》。他协助策划了全国中医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推动力中医第一次抗议当时政府的“废除中医”的活动。
陈存仁还善于结交各界名流，如吴稚晖、于右任、秦瘦鸥、杜月笙、孟心史、蒋竹庄、庄俞、董康、胡朴安、陆尔奎、戴季陶等多与之有私交，也是因为这些机遇，陈存仁得到了许多民国大师的指导。中医界颇为流行的《医家座右铭》即是出自陈存仁之手。
1948年，陈存仁赴港，作为特约教授受聘于多个中医学院，先后应王道中医学院院长陈济民、香港中医师公会之邀主持存仁医学讲座讲学。他在《星岛晚报》上特开专栏“津津有味谭”，专话药膳养生。每日一篇，二十年不间断。他在赴港行医时，依然不忘丁甘仁的教导，“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久。所谓道，即指医道而言；所谓术，是指医术而言，术不能走歧途”。陈存仁在港行医，与普通中医师居家开业或药店设诊不同，他租用大厦写字楼作诊所，还聘用书记职员，诊金初诊5元，复诊减半，出诊起码50元，其作风为后来的医家效仿。
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陈存仁开始编撰《中国药学大典》。1985年，陈存仁宣告隐退，移居美国洛杉矶安度晚年。1990年，陈存仁逝世。
他既不出身于中医世家，又非名门贵胄，但靠自己的奋斗，在名医如林的上海，崭露头角，一步步跻入名医之列。著名医家程门雪曾有诗赞他：“独向医林张异军，眼中诸子只推陈。灵方别有心源得，占尽江南一角春。”
12.陈克恢（1898—1988）
上海松江泗泾镇人，民国医界名士，中国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图36）。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生理和医学博士学位。他研究中药先后达30余年，从麻黄中分离出麻黄碱，并发现了麻黄碱对心血管的类肾上腺激素样作用，据此开发了大量药物。此外，他还研究过蟾蜍、汉防己、元胡、吴茱萸、贝母、百部、夹竹桃、羊角拗、常山等中草药。他是中药药理研究的先驱，其研究方法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中药研究，包括今天屠呦呦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的成就在内，都是因循这种思路，即运用现代科学手段，从物质基础来讲中药的功效。
图36 陈克恢
他对中药的兴趣来源于童年的生活。1898年，陈克恢出生在现在上海松江的泗泾镇，是一个典型的江浙农村，幼年时期，他接受的是科举考试的教育，但父亲过早去世，家中已无力供其继续走科举的路，于是转予舅父培养。舅父周寿南是中医，陈克恢最熟悉的场景就是舅父给患者把脉处方，然后再到药房中无数的小抽屉里抓药包药煎药。因此，满屋的中药味留在陈克恢幼年的记忆中，并引发了他对这些奇怪的草根树皮的兴趣。恰巧科举制度被废除，社会迎来变革，陈克恢开始接受现代学校教育，学习历史地理算术等。由于学业出众，他离开家乡到上海教会办的圣约翰高中上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陈克恢考取了当时美国用庚子赔款成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校）奖学金，成为三年级插班生。两年后，陈克恢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直接从三年级上起。对中药由来已久的兴趣，促使他选择了药学专业，他的导师爱德华·克莱默（Edward Kremers）为满足他研究中药的愿望，从中国进口三百磅肉桂叶和二百磅肉桂枝，教他用蒸馏的办法提取肉桂油。这就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署名K.K.Chen。1920年，陈克恢从威斯康星大学药学院毕业；之后，他继续研习，获生理学博士学位。
他最著名的关于麻黄的研究也是来源于舅父的建议。一次饭间，舅父又和他谈起中药的效用，陈克恢请舅父列出十味毒性最大的中药，结果麻黄位于榜首。舅父说，麻黄是多年生植物，古长城边就有，在中国已有五千年历史。陈克恢随即到协和医学院附近的中药铺买了些麻黄，在系主任卡尔·F.施密特（Carl F.Schmidt）的支持下，用在克莱默实验室学到的植物化学研究方法，用几种不溶性溶剂，在短时间内从麻黄中分离出左旋麻黄碱。之后，他从文献中得知日本学者长井长义已于1887年从麻黄中分离此碱，命名为ephedrine（麻黄素），但文中只提到麻黄素可扩大瞳孔。陈克恢和施密特医生一起，用动物实验研究麻黄素的药理作用。他们发现，将麻黄素1～5mg静脉注射给麻醉了的狗或毁脑脊髓猫，可使其颈动脉压长时间升高，心肌收缩力增强，血管收缩，支气管舒张，也可使离体子宫加速收缩，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滴入眼内，可引起瞳孔散大。这些作用都和肾上腺素相同，所不同的是，麻黄素口服有效，作用时间长，且毒性较低。1924年，他在最权威的药理杂志上报告了这一发现。
对于中医药而言，陈克恢的贡献在于摸索了一条切实可行的中药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为后世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提取方法提供了思路，现在成为中药研究的标准路径。陈克恢虽然不属于中医界人士，但他对于中药现代化的贡献，举世公认。
13.汤本求真（1867—1941）
日本古方派代表。1876年生于日本石川县，早年就读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1901年毕业后进入栃木县立病院工作，次年返乡单独开业行医。1906年，其长女因患痢疾而亡，有感于“医之无术”，精神几乎溃乱，开始对西医学产生怀疑。1910年，偶然读到和田启十郎的《医界之铁椎》，开始发奋学习中医。他认为“此学虽旧，苟能抉其蕴奥而活用之，胜于今日之新法多矣。”于是主动写信求教于和田启十郎，并仿照和田启十郎的名字“子真”，将自己的原名“四郎右卫门”改为“求真”。1917年，他出版《临床应用汉方医学解说》，又经过十年的努力，1927年6月，他出版了《皇汉医学》第一卷，此后1928年4月、9月，先后出版第二、第三卷。全书57万字，主要参考文献120部，其中12部为中国医家著述，其余均为日本汉方医家的著作，而古方派尤多。这本书对当时日本医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汉医奥田谦藏特为其撰写跋文：“此书成后，公之于世，所以补正现代医术之谬误缺陷，故无论矣；又将医界之宝库、汉方医学之真谛一一揭出，负启导后进之大任。”
这本书也影响到中国的中医界。该书自1930年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来，曾三次翻译，10余次重印。民国医家曹颖甫、陆渊雷、恽铁樵、章太炎、章次公及现代医家胡希恕、刘渡舟、刘邵武等都大为推崇。已故著名经方学家胡希恕先生评价该书“所阅之书既多，则反困惑而茫然不解。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竟豁然开悟，而临床疗效则从此大为提高。”汤本求真与中国医界的联系也非常活跃，对于汉译版本的出版，汤本求真专门题字“祝汉译《皇汉医学》发刊，并望贵国古医道复活。”
14.李约瑟（1900—1995）
图37 李约瑟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图37）。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于英国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1922年、1924年先后获英国剑桥大学学士、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开始，在中国留学生中药商人之女鲁桂珍的引导下，李约瑟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
1942～1946年通过申请，他赴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在中国的4年中，他行程遍及中国的十多个省，访问了300多个文化教育科学机构，接触了上千位中国学术界的著名人士。李约瑟在英国阿斯得波研究所将世界最新科学研究资料信息制成微缩胶卷，躲过日寇搜查，赠送给中国科学家，设法帮助中国与世界建立信息联络，并为中国科研机构在国外采购了急需的器材设备，亲自组织英国皇家空军运到中国。李约瑟于1944年12月在伦敦作了《战时中国的科学与生活》的广播演讲，以不懈的努力为中国呼吁国际援助，促使英国文化委员会给予中国大批物资援助。同时，他还将中国科学家的文稿送到西方出版，并出钱资助中国学者到英国讲学。通过他的推荐和资助，中国久远的历史得以为世界所重视。对于中医学而言，这种推介是继伍连德之后最重要的对外游说。李约瑟主持的科技史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涉及中医学的有“科学思想史”“炼丹术的发现与发明：点金术和长生术”“炼丹术的发现与发明：从长生不老药到合成胰岛素的历史考察”“炼丹术的发现与发明（续）：器具、理论和中外比较”“炼丹术的发现与发明（续）：内丹”“医学”等卷，在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
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世界各界关注和讨论。其对中国文化、科技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与包括宋大仁在内的中国学者的深厚情感，为世人所称颂，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5.余云岫（1879—1954）
图38 余云岫
字岩，号百之，谱名允绶，浙江镇海人（图38）。年少时曾学习中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就读于浔溪公学，后公费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时，一度返国参加救护工作。1916年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翌年，在沪开业行医，兼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东南医学院校董会副主席，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医师公会第一任会长，《中华医学杂志》主编等职。
对于中医学，余云岫无疑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废止旧医案”的通过，成为中医界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他又极为推崇中药。与反对中医的很多名人相比，他是一位“知医派”。早年就曾学习中医，在日本接触现代医学之后，其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汉医遭到废止，日本医学得到全新发展。这给了余云岫强烈的刺激和启示。余云岫把在日本学到的西洋医学和早年学到的中医两相对比，觉得后者相形见绌。由此，他发出了“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叹，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1917年，其成名作《灵素商兑》出版，这本书对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如：阴阳五行、五脏六腑、经络理论、脉诊等方面逐一指出其谬误，并将中医与巫术等量齐观，以西方医学的观念来曲解和否认中医。此后，他在各种场合，宣扬“废除中医”，成为近代“废禁中医第一人”。为应对余云岫的挑战，中医界纷纷撰文批驳，从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上，不自觉地与现代医学理论结合起来，将以往中西医学的相互融合从“空论”走向“实论”，具体落实到医学的细枝末节。这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也是促进了中外医学的交流。
在批评中医的同时，余氏无意之间也为中医做了很多事。1925年，他赴日本参加远东热带病学会议，发表《中国结核病历史的研究》，文中提出“瘰疬与肺病同源”说，指出中国唐代《崔氏别录》对结核病的记载早于法国林匿克氏之说1 200余年，引起国际医学界瞩目。另外，在日常诊病中，余云岫也经常采用中药，轻易不用西药。这其中有爱国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对中药的信任。后期，开展对中医病名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按他自己的话“晚究旧医，博览详考，慎思明辨，一本经学师法，科学律令”。
因此，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余云岫，中医学的革新因之而起，因之而盛，这一点不为过。
由以上人物中，有中西医学结合的理论家，探索者和践行者，也有中外医学交流的中外友好人士，甚至有中医的反对者，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医学内外人士促成了近代中外医学交流的宏大图景，本书特为之致敬。
（康欣欣）
【注释】
[1]“Constitution and By-law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vol.1，no.1 （March 1887），pp.32—34.
[2]编者.医史博物馆开幕［J］.上海医事周刊，1938，4（19）：1.
[3]王吉民.筹设中国医史陈列馆刍议［J］.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7，23（5）：758—759.
[4]编者.中华医学会图书馆与博物馆［J］.上海医事周刊，1938，4（32）：2.
[5]编者.中华医学会工作近况：图书馆与博物馆［J］.上海医事周刊，1939，5（29）：2—3.
[6]编者.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J］.上海医事周刊，1941，7（48）：2.
[7]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84.
[8]高振农.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19.
[9]编者.陈存仁之十年心血空前钜著，畅销中外，驰誉遐迩［N］.中医药情报，194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