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名医朱寿朋的验方在海外应用
民国时期，上海的一些报纸时常会报道根据国内中医的经验方制作的成药在海外应用的情况。例如，上海名医朱寿朋（图17）在民国时期集多年临床经验，研制出了一些“验灵药”，如宁坤宝、天台黄药、独灵草、救血六神丹、痢独灵、小儿疳积草、小儿保护丹等。在海外被使用，并取得不错的疗效。
（1）宁坤宝
图17 朱寿朋（1895—1961）
朱寿朋根据多年临床经验研制出的宁坤宝，是一种滋补肝肾、补血安神的药物，主要由“女贞子（酒炙）、覆盆子、菟丝子、枸杞子、何首乌（黑豆酒炙）、龟甲、地骨皮、南沙参、麦冬、酸枣仁（炒）、地黄、白芍、赤芍、当归、鸡血藤、珍珠母、石斛、菊花、墨旱莲、桑叶、白薇、知母、黄芩”合计二十三味药物组成。用于治疗月经不调、带下等妇科疾病。
据当时报纸记载：宁坤宝作为灵验畅销佳品，帮助了不少女性患者解决了白带难题。不仅造福了国内友人，也帮助海外同胞度过“难关”。例如：在日本，苏定克的妻子患有白带症长达7年，曾经奔波于东京各大医院，延请诸位妇科名医为夫人进行会诊，期间使用各种治疗策略，包括注射、服药、洗涤，效果均不佳，病情没有好转。后来苏定克辗转于东京各大图书馆，在翻阅中国刊物《医界春秋》时发现，宁坤宝这一味药物似乎能针对该症。于是他尝试购买了两瓶给夫人服用。服用两瓶后便收到效果，患者本人反馈也较好。之后陆续又通过旅购买了二十三瓶服用，经过4个月服药治疗，苏定克夫人白带旧病得到根除，身体状况也逐渐好转。由于服用宁坤宝这款药物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苏定克希望通过《医界春秋》让更多华侨同胞了解这款药物的作用和效验，宁坤宝因而开始远销日本。
在越南，当地医师张威有一个李姓好友，妻子患有带下病5年有余。李先生来求诊，希望能治疗疾病。张威起初给以《傅青主女科》的完带汤等方剂治疗，收效不佳。后来更换了达仁堂的坤顺丹，似有起色，但病情又反复。张威偶然间在翻阅《医界春秋》等刊物时，发现了其中刊载的宁坤宝一药，于是便委托上海的亲戚为他们购买这款药物，使用了八瓶之后，患者的陈年旧疾便已消失，且月经更为规律，经量较往常增加，肌肤也透出柔润光泽。
（2）天台黄药
相传是“天台山人恃此治胃痛”的特效药，因其形状特异，又得“翻天印”“黄金果”“紫金芝”“菩提舌”等别名。朱寿朋据此方为基础，研制出便于服用的复方，起名肝胃独灵散。此药由“藏红花一两、炒枳壳一两、生五灵脂一两、广木香三两、贡沉香三钱、公丁香三钱、胡椒粉三钱、明腰黄三钱、巴豆霜三钱、高良姜五钱、北柴胡三钱、桑黄五钱、桂蕈五钱、樟梨一钱”等药物组成，具有“消制胃酸、被护黏膜、镇定胃之神经痉挛、化癌作用”等功效。
据《医界春秋》记载：曾有日本医生进行大批采办。日本神户华侨叶颂明将自身的使用经历，告知当地医生荣井松本。荣井先生经过反复的临床验证，得出较为可靠的数据，即拜托叶颂明与国药当局接洽，以购买原料加以研究。
（3）救血六神丹
朱寿朋自述是由“桐柏山之崇道观晤叶清虚道人”传授，使用了“血灵子、金丝龙鬓草干膏、鱼鳖金星、仙桃草”四味药物组成，主治疗“肺痨咳血、胃病吐血、鼻衄”等症状[2]。关于其疗效，有以下报道：
1935年中国医药书局药品部收到了来自印度的医学家韦斯尔（Wesl）的来信和汇款，指明“救血六神丹要求批量采购”，信中提及“新加坡华侨刘志刚君”曾为他介绍这款妙药，治疗了他“吐血三年的陈疾，德国、英国诸多医家束手无策”，在服用三盒救血六神丹之后，药到病除，引起了韦斯尔的极大兴趣[3]。
民国时期，漳州绥靖主任公署的朱亦飞也曾经为吐血疾苦困扰3年有余，当时经过日本医生尾次三木博士诊断，得出西医结论为二期肺结核，起初采用日百克妥儿（Pectol）及德国药物咳逆苏根（Krysolgan）进行注射，并服用鱼肝油辅助治疗。服药后症状有所缓解，仍咯血不止，又用钙剂与可阿古连止血，疗效欠佳。后寻得中医进行诊治，用养阴保肺之法，收效欠佳。偶然得到救血六神丹这款药物，两盒便有巨大改观，咯血咳嗽症状俱解[4]。
尽管近代我国中成药在世界医药市场上有一些成功案例，但是在世界贸易中药市场上，还是日本汉药占优势。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在药学方面，引入了西医药现代化制药技术和工艺，并运用于中药的生产，从中药的生产、储运、粉碎、提取、浓缩、干燥、制粒、包装、检测等方面全部采用新仪器、新工艺，使日本汉药的生产实现了工业化。例如，在对中药剂型改良方面，传统的中药剂型一般是“汤剂”“散剂”“丹剂”“丸剂”“软膏”等，中药现代化使之在日本出现了中药颗粒剂。1944年，日本国立东亚研究所第一代所长板仓武首先将伤寒名方柴胡汤、青龙汤等制成了颗粒剂。1947年渡边武公开发表有关颗粒剂的文章《汉方制剂煎出法的研究》。这种剂型的具体制法是：将煎煮过的药液放在真空玻璃瓶中，将液体挥发后，可以获得药物的颗粒型粉末。这种“如奶粉状的生药制品”不仅实现了汉方的制剂化和规模化生产，其高效性及便捷性，而且便于储存和携带，使得日本汉方成药得到了进一步推广。日本汉方主要从对《伤寒论》的一些经方进行制作工艺及剂型的改良开始，陆续将大量的传统中药经典方制剂化，并销往全世界，由此来占领大部分的中药贸易市场。
其实，近代在推进中药现代化进程上，中国的起步也不算很晚。19世纪末，雷允上率先在上海开始应用机器生产中成药，如珍珠粉用球磨机研制。雷允上还创立了上海中药业中第一个化验室，引进了海外留学的化验师。随着六神丸等成药需求量的成倍增长，其所需的原料如麝香、西牛黄的来源逐渐紧张，雷允上又成立了全国中药行业中第一个研究所。早期还有研究我国方药的西方人，将现代的制药技术引入中国。如加拿大商人Williams于1905年在上海创办药局，所经售的药物，多数由传统方剂浓缩而来，如如意膏、红色补丸、清导丸、钮禄丰止痛片、吸入止痛片等，销路甚好。1921—1924年，上海粹华药厂用机械制炼药液，生产中成药300余种。1929年佛慈大药厂研制成功中药浓缩丸。后因民国政府《废除旧医案》，一段时间内上海没有中药厂增设。直到1935年，徐重道国药号设新药部，制售家用中成药。
可见，近代我国也研制出很多颇有效验的中成药，这些由中药传统验方采用现代科学工艺加工和生产后，一些成为深受世界各地患者喜欢的驰名中药产品，它们是中医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为中医药在近代世界医学中有一席之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现在看来，中药要实现现代化尚需要克服多种障碍，如：思想观念、医疗政策、科技水平、工业水平、贸易水平等，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在近代，这些障碍显得尤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