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是协商机构，人大是权力机关，它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安排的组成...
习近平指出：“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83]这里，习近平所说的“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我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两党制和多党制，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
1.“五一口号”表明，政协是协商机构，不是权力机关，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主张新中国是民主联合政府，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既不是两党制、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1948年春天，解放战争凯歌高奏，建立全国性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工作已经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4月25日，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其中议题之一就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代表到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事宜。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向党内外宣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再经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民主联合政府。这表明政协不是权力机关，而是协商机构，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予以响应。
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是全国人民的共同选择。1949年1月，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台盟和九三学社等各民主党派先后发表声明，还有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社会科学界等方面的爱国人士代表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和郭沫若等56人也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彻底抛弃“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不谋求成为反对党和在野党，而是和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
2.中国实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三权分立”作为政治学说，是两党制、多党制存在的理论依据，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分配机制。“议行合一”的体制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借鉴巴黎公社和苏联的经验、吸收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教训，对建立新型人民政权及其组织形式进行了长期探索。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
《共同纲领》和《政协组织法》都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召开以前，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执行人大职权；人大召开以后，人民政协不再具有权力，但仍可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大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即人民政协仍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团结的形式和协商的机关。这就从宪法和法律上排除了将政协搞成国家机关、造成“一国二公”局面的可能性。
3.政协和人大，一个是协商机构，一个是权力机关，但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我国政治体制中，政协和人大，一个是协商机构，一个是权力机关；一个是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载体，一个是根本政治制度的载体。两者的职能不同，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但都属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属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政协章程规定，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这是在机构设置和政治运作上的专门安排，从而明确了人民政协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角色。政协的协商民主和人大的选举民主构成我国两种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重要制度安排。
中国不搞西方议会制那种“三权分立”的政体，而实行人大制度这种“议行合一”的政体；也不搞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而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政治架构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彰显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