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谈判”到“旧政协”
日本宣布投降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有1亿人口、100万军队、200多万民兵。此时，国民党急于抢占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但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建设新国家；中间势力和各民主党派纷纷呼吁和平；国际社会舆论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持反对态度；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士主张和平。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为了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和国内舆论的支持，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16]当时，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有一定风险。但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次能够接近国民党统治区广大民主人士的好机会，不应该放过。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在人民内部的各阶级、阶层之间，对于如何取得和平民主的看法，并不一致。尤其是中间势力中的一部分人还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有少数人甚至准备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所谓的第三条路线。通过重庆谈判可以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争取中间势力。正如毛泽东所说：“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17]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共历时43天。谈判期间，毛泽东与民主党派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许德珩、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王昆仑、张申府等展开了广泛的会晤接触。在会晤接触过程中，毛泽东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相互坦诚相待，就重大问题和相互分歧进行民主协商，共议和平建国大计。这对促进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产生了巨大作用。张澜深受感动，为此主动提出建议：“将两党已经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如你们不便说，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18]毛泽东欣然采纳了张澜的建议。张澜遂于9月18日在重庆《新民报》发表《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呼吁：“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纵国共双方存有若干特殊问题，不妨事先商论，但所作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19]在舆论上促使蒋介石国民党认真将谈判继续下去。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加强与各民主党派交流、合作的努力，是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实际运用。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参加政协代表名额的民主协商经过。经过民主协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数为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各9人，其中党派代表由各党派自行推选，社会贤达代表由国共双方协商确定。当民盟正在酝酿推选代表时，原来包括在民盟之内的青年党忽然提出要5个名额，并要作为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中国共产党当初不承认青年党作为独立单位，并且坚持民盟的9个代表席位不能减少。这一点中共和民盟都在坚持，中共并且鼓励民盟加强团结。而国民党方面则坚持青年党应有5个名额。中共为此同国民党、民盟等各方面进行了反复的协商。为了保持民盟的9个席位，中共主动提出国共让出名额解决这场争论：中共可让出两个名额，国民党让出一个名额。最终各方达成妥协的结果是：国民党8位代表；中共7位代表；民盟仍保持9个代表席位；青年党另成单位，有5个代表席位；社会贤达9位代表。这样，代表总人数从原来的36人，增至38人。
根据《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无党派五方代表人士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即通常所说的“旧政协”。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38人，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会议围绕改组政府、国民大会、施政纲领、军事、宪法草案等5个问题进行协商。经过22天的谈判，会议最终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遇有重大问题事先与民盟等代表交换意见，携手合作，互相支持。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通过与民主党派人士之间的广泛接触与协商，使民主党派充分了解了中共的主张和方针政策，纠正了对中共的一些误解和偏见，政治立场上向中共靠拢。中共领导人则通过民主党派充分了解了国统区民主党派人士的思想状况，为共产党正确分析和认识形势，完善其方针政策，广泛地团结和争取国统区民众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民主党派人士之间的广泛接触与协商，是“旧政协”最终得以通过五项决议的重要保证。更进一步说，重庆谈判与“旧政协”召开期间，倡导以政治协商方式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均是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实际运用。
尽管国民党很快就反悔，撕毁了停战协定和五项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努力未能实现，但是，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在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上的具体运用和斗争实践形式被保留下来，它引导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走向，为以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及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创立人民政协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国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