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协商成立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发表后，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1948年5月5日，在香港的12名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与李济深、沈钧儒等，给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解放区全体同胞发来电报，谴责国民党“窃权卖国，史无前例”，拥护共产党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此后，各民主党派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积极推进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5月23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上海秘密举行理监事会，通过响应“五一口号”的决议。5月间，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发布《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宣言》，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发布《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6月9日，中国致公党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6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布《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6月16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发表反对美国扶日的《宣言》。6月2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7月7日，中国人民救国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发表《“七七”宣言》。
在港的人民团体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热烈拥护中共“五一口号”，他们积极行动起来，纷纷致电、发表声明。5月4日，新加坡华侨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电毛泽东。5月5日、7日、18日、19日，马来西亚侨团纷纷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5月间，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总会留香港理事郭沫若、马叙伦、陈其瑗、沈志远、翦伯赞、邓初民、宋云彬、胡绳、千家驹、侯外庐等联名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6月4日，在港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柳亚子、沈雁冰、章乃器、胡愈之、朱蕴山等125人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6月间，留港的妇女界人士何香凝、刘王立明、于立群、李文宜、李健生、张曼筠等232人联名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
周恩来同志后来说，当时，10个党派响应“五一口号”那么快，我们还没有想到，我们很高兴。但是，当时民主党派基本上还没有明确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元旦，蒋介石反动政权已经到了日暮途穷、即将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写了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此后，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相继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公开表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1月，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台盟和九三学社，纷纷发表声明，表达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公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月2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为争取永久和平的宣言，“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14]。1月27日，民革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表达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15]。3月7日，中国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上书毛泽东，宣布今后本盟同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之领导”。
在各民主党派公开表明了立场之后，各界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文化界知识分子也纷纷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的八项主张，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55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首次公开提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绝不允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16]以《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为标志，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彻底抛弃了“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不成为中共的反对党，而是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商建立新中国。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0年，各民主党派陆续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会议，进一步明确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以《共同纲领》作为各自的政治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