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一口号”到“新政协”
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于1948年3月21日离开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前往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30日，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并最终通过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共提出二十三条。在之前商讨这些口号时，毛泽东还特别将如何处理与各党派关系的第五条改写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1]
为了得到各界的配合，并且真正落实这些“五一口号”，毛泽东于5月1日致信当时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毛泽东在信中表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22]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不仅向民主党派充分阐释了“五一口号”的内涵，而且特别提出了想要与各党派一起重新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有感于毛泽东的诚意，各党派对于“五一口号”也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可以说毛泽东在“五一口号”及致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件中提到的政党关系正是以协商民主思想为内涵的新型政党关系。
5月2日，中共香港分局向留港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与会者纷纷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决定。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联合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公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盛赞口号第五条“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23]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表示“在这时候，中共中央发表了这个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24]6月4日，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等125人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翻开灿烂的一页，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25]留港妇女界代表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也在6月发表声明，表示“我们妇女不但同情而且热忱拥护这一号召，希望在‘新政协’里面，解决当前一切重大问题。”[26]海外华侨获悉中共的“五一口号”后，也纷纷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共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组织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把在香港、上海等地以及海外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为此，毛泽东亲自指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中共香港工委，要尽最大努力做好转移、接送工作。在中共中央的精心安排下，从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应邀从国民党统治区及海外进入解放区接待民主人士的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和河北省平山县附近的李家庄。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共46个单位662人，汇集了国内一切拥护人民民主的进步力量，反映了全国人民的空前大团结。经过各党派、各方面充分讨论和民主协商，会议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协组织法》《共同纲领》，选举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63人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约占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在选出的6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就占了3名。在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则有27名，这在人员配备比例上充分体现出民主和公平的原则。
在人民政协的筹备过程中，毛泽东从制定人民政协的基本方针到协商参加人民政协的范围以及召开人民政协的具体地点和时间，确定人民政协的发起单位以及拟定邀请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名单等各项重大问题，都亲自筹划、多方协商。在筹备人民政协期间，毛泽东多次对于召开人民政协的意义、人民政协筹备会的任务以及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工作重点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人民政协的创立，是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在创建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和国家制度上的具体运用和初步成果，标志着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成熟。自此，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以及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成为协商民主的主要载体和重要平台。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思想。毛泽东既没有单纯照搬西方竞争性议会制、选举制和多党制模式，也没有套用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模式，而是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人民民主制度。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不仅为协商建国以及人民政协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渊源和政策依据，也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完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