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

西方大学是学术文化内在逻辑发展到特定阶段的自然结果，大学有其产生、形成的本土渊源，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情况密切相关。中国近代大学却是一个舶来物。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府试图导入西方大学这样一种异质教育的尝试。从百余年我国大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学制度建设主要采用“照搬模式”“依附发展”和“路径依赖”的建设方法，走过了一条移植和模仿、学习和借鉴、自主和创新之路。考察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史，是一个不断学习、借鉴西方大学，建立起中国特色大学的历史。进言之，中国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典型的“后发外生型”模式，没有遵循西方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路径，而是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展示了大学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共生同体的宏大图景，体现出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显著特点。这条路径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模式可供遵循，因此，有学者认为，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认识实质上体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实践逻辑”，即“从实践问题出发，在实践中提炼出抽象的理论概念，然后再反诸实践，进行检验修正的过程”，这是“百余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演进史积淀下来的、最为宝贵的经验，可以称为一种新的传统。”^[14]沿着这个路向分析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轨迹，可以发现大学制度在形成“中国模式”过程中的独特特征，对探索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大学制度一经形成，也就拥有了自己的惯性，并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大学的保守性。大学制度要与所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才能焕发活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应该扎根于历史的土壤，体现出历史延续性与发展性，在历史的继承中得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