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发外生”为制度演进的发展道路

大学源于西方，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西学东渐，儒家文明系统中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西方式大学。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大学背后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作为根基。清末民初，儒家文明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为强国之需，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引入了一大批西式制度。大学制度亦在其中。但组织制度的移植易，理念文化的传播则难。在中国引入西方大学制度，建成西式的校园教室非常容易，但若使这种组织机构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如在西方文化系统中一样运作，发挥同样的功用则非常困难。换言之，制度也许是有普适性的，但文明必然是民族性的。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文明系统中必然反映着这种文明的限度。就大学而言，组织制度只是其表，其实质在于自治与自由的理念。如果没有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再优美的组织制度设计也是徒劳的。不过遗憾的是，同西方知识论相比，“中国知识论从未脱离过实践论，博学是为了笃行，大学之道亦在明明德，亲民，在止于至善，学而优则仕，而非发展学术”。“中国哲学没有从本质上把概念仅仅局限于事物和事实，而是延伸到价值、美德和终极实在性。这一点决定了在依靠伦理治国的古代中国必然将知识追求与价值判断牵扯在一起，学术研究的政治禁忌太多，没有独立的空间与自由，在知识体系上没有形成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制度。而这恰恰是行使学术自由非常关键性的条件，学科边界模糊，学者便不能形成相应的行会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39]

对于中国大学在自治与自由理念方面的缺失，国外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者也有类似论述。在悠久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呈现出一种与欧洲国家截然不同的学术价值体系。中国的高等教育，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涵上来说，都与欧洲国家有着重大差别……对于有着数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国传统学术机构来说，我们确实很难用两三个特征来全面地概括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的传统中既没有自治权之说，也不存在学术自由的思想。^[40]在此基础上，这位研究者甚至更加激进地认为：随着共产党对中国大学领导作用的建立，一种新式的“翰林院”产生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让位于社会主义官僚的学术权威和学术垄断。由此观之，由于文明类型的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在中国无论是古代传统的高等教育形式还是近代以降以“university”为主导的高等教育机构，都不完全具有西方式大学的自治与自由的理念。这种自治与自由理念的缺失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儒家文明的局限，也反映了所谓中国式大学的真正含义所在。由于文明的差异，相比于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代表的西方大学，中国式大学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景象。以中国大陆为例，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加之处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中国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所谓“大学理念”似可概括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正如韩水法先生所言，“中国大学沿袭了欧洲的大学制度，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完整地建立过大学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