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循普适价值

众所周知，世界大学在思想和组织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这并非是西方国家大学的“思想霸权”，或有些人所说的教育殖民内容，而是人类教育历史上的宝贵思想遗产和制度结晶，是大学要完成自己教育和文化使命必需的制度条件。因为大学是探索和传授人类普遍知识、普遍真理的组织，知识和真理的无国界性决定了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相通性和可比性，使大学中的思想和制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相互借鉴和模仿，大学的文化和精神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交流和融合，并且通过对各国大学品质和特点的比较来促进大学的进步。非如此，大学就难以成为真正的大学，更难以产生真正的大学的作用和效益。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首先必须是现代大学制度，必须体现现代大学制度的共同特点和发展趋势。不能因为强调“中国特色”而偏离现代大学制度的共同特征和共同要求，“中国特色”绝不意味着与现代大学制度的普适性内容和特征相冲突。过分强调国情而排斥普遍规则，“中国特色”就会成为不改革不发展的“挡箭牌”，更不是具有现代意义和价值指向的大学制度。是故，不能把“中国特色”和“现代大学制度”对立起来，否则，强调“中国特色”就没有任何现代意义，相反是一种停滞或退却。

现代大学诞生在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普适价值伴随着现代大学的兴起而逐步形成，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在其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同时，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与国情的特殊性又决定了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中国特色。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既要借鉴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普遍共识，又要立足中国国情、融入中国特色。换言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尽管是在当代中国的时空条件下孕育和建构的，但其根源仍在西方大学的传统之中，必须充分吸取西方大学制度的内核和精华。因此，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应该体现现代大学制度的普适性价值。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并保存下来的西方大学精神，是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应超越民族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等界限，在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中得以体现。另一方面，普适性还意味着，现代大学制度应具有不受时空局限的相对稳定性，不管今后大学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如何变迁，其精神内核都能够长久存续。大学发展到今天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虽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大学模式，有不同的制度安排，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还是有着一些共同的特性。举凡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坚守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理念。自治与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是整个高等教育的精华。失去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理念，大学也就不再是真正的大学。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府试图导入西方大学的尝试，也表明开明人士逐渐认识到大学教育在国家强盛中的作用，可它虽有大学之形却缺大学之实。所谓的“形”是指京师大学堂从日本间接移植了西方大学相关制度、导入相关教学内容，而“实”这事实上依然受传统理念的影响，没有改变旧式官僚所养成的实质。^[41]应该说中国近代大学理念的真正转型与蔡元培及其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密不可分。当年蔡元培请辞北大校长就是因为他认为“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42]清末至今，我国大学也已有百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相比与制度、内容的近（现）代化，我国大学理念的近（现）代化某种程度上一直没有实现。这其中既有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与儒家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不无关联。但所有这一切均不应成为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桎梏。

我国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首先要体现世界通例。构建现代大学制度要体现高等教育的普适价值。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使命，并且始终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历史。高深学问是大学的本质特性和存在根基，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大学最根本、最悠久的传统。在大学发展过程中，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始终是支撑着大学制度维系、发展的根本所在。现代大学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对世界通例的诉求，其题中之义是它是当今世界各国大学通行的制度，其首要特征——国际性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和组织特征，也是保障大学自身良性发展、很好地行使职能和扮演社会角色的重要前提。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首要出发点就是要在我国大学中建立体现普世价值和普遍意义的现代大学制度，使其具有作为大学共同特征的内核，通过发挥这种制度的机制和作用，推动我国大学向高水平迈进。对我国大学制度进行改造，使之体现国际通行的惯例，使我国大学制度与国际接轨，是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首要选择。

作为一种制度理念，现代大学制度的合理内核不应仅限于西方大学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制度框架和精神理念，还应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特定的历史经验。历史上，对于大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大学国家主义开创者的洪堡指出，大学作为一个将要圆满完成整个教育过程的阶段，“无非是要把人的精神生活、外在的闲情暇致和内在的追求引导到对科学的研究的兴趣上”。国家必须注意到，把它们的活动总是维持在“最剧烈、最强劲的活跃状态”，而且必须意识到，“这一局面本来不是它所造成的，也不是它能够造成的，也就是说，只要它干预其中，它在更大程度上总是起着妨碍作用，而且没有它的话，事情本来绝对会好得多。”^[43]因此，它不得要求任何与它直接或恰恰相关的东西，而是要从内心坚信，如果国民要实现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也就会去实现它的目标，并且是从一个高得多的高度去实现。从这个高度出发，与它所能推动的相比，可以包容多得多的东西，可以使用完全不同的力量和杠杆。就文化传统的影响而言，目前同在儒家文化圈，已经有一些大学做得很好。如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的一些优秀大学无不秉承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经典理念。这其中仅有15年办学历史的香港科技大学之所以能够“十年有成”，成为世界知名大学，根本的一点就在于“理念求同”。香港科技大学前副校长孔宪铎曾经著书认为“很自然的，美国大学的主流理念，就成了创办科技大学的理念。大学从精神上，没有国界，没有洲界，只有世界，一个界”^[44]。

由此观之，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绝不是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理念天然的不相容。在今天中国大学里，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风气正在形成，经典大学理念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已逐渐成为我国大学发展的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