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用主义”为制度建构的指导思想
美国教育史学家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则以政治论为基础。[17]强调认识论的人，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强调政治论的人，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布鲁贝克把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发生作用归结为西方高等教育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归因，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先进的高等教育制度发展动力的一种根本释解。中国高等教育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从认识论的哲学基础考察，中国民族文化传统长期以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为代表，知识的学习奉行经世济国、“内圣外王”的实用主义哲学，追求以教化为主的求“善”哲学而非求“真”文化，在文化本源上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的学术自由精神。从政治论的哲学来考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统一的集权政治体制下，教育文化始终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隶属于统治阶级的发展需要，彰显着一种工具价值。因此，在中国漫长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中，高等教育并未沿着一条独立、持续的发展道路得以发生、生长、成熟，与同时期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相比出现了断裂与隔离。
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这种文化传统具有相当强固的承继力量、持久动能和相对独立的性质，直接间接地、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如法国哲学家丹纳所言：“一个民族在长久的生命中要经过好几回这一类的更新；但它的本来面目依旧存在，不仅因为世代连绵不断，并且构成民族的特性也始终存在。这就是原始地层。需要整个历史时代才能铲除的地层已经很坚固，但底下有更坚固得多，为历史时期铲除不了的一层，深深地埋在那里，铺在下面。”[18]几千年积淀而成的民族心理结构中，实用主义占据了太过重要的地位。它已成为国人的潜意识，深深扎根于世人的心理层面。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雏形的出现，是在西方先进制度和文化通过战争侵略的步伐紧逼的国际环境下诞生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激烈交锋中起步的。中国现代大学的产生源自于19世纪末期晚清政府在“实业兴邦”思想推动下开启的“西学东渐”的洋务运动，这是在国家遭受世界列强侵略压迫、作为一种民族救亡图存的措施而开办的产物。从大学的产生看，我国早期现代大学是在严重缺失现代学术基因的情况下创办的，大学的政治化、行政化色彩浓厚。从世界范围的大学发展史来看，现代大学的源头是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是学者行会自然演化、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中世纪大学不是设计和建构出来的，而是学术逻辑自然而然演化出来的，是一种学术主导下的产物。在世界各国现代大学创建过程中，虽然政府介入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基本上没有破坏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在尊重学术逻辑的基础上的一种积极筹划和建构。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自产生起就奠定了最原初的、自上而下的“国兴科教”的体制文化基础，呈现一种典型的“后发外生型”模式的发展特点，西方大学漫长的“象牙塔”的哲学基础与文化积淀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这个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反映了中国现代大学两个根本性的原生特点：其一，中国现代大学一产生即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二，中国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工具性色彩。这种原生特点既铸就了中国现代大学强劲的发展动力与独有的精神文化，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肌体”生长中先天不足的重要成因。构建现代大学制度，许多理论上的难题与发展中的问题都可溯源于此。
反观我国现代大学的创办历程，可以发现它有着与西方国家大学极不相同的生成逻辑。在思想基础上，突出强调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文化与工具理性主义认识论和美国现代大学理念中的实用主义内容很容易契合。“西方大学理念传入中国后，最终对国内大学起到主导性影响的是美国理念中的实用主义内容。尽管时势所然，为适应军事和经济需要，大学的实用性功能被放大，但与传统深厚的工具理性主义的结合，便有了国人对美国大学理念的误读与误解。一方面是国家危难形势需要大学提供实用功效，另一方面国人从自己的文化视角来取代现代大学理念，将美国现代大学理念主要理解为实用主义和直接服务社会。可以说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下。”[19]长期以来，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秉持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注重外在价值和近期目标，尤其关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政治价值和行政价值，甚至可以说国家主义教育观全面支配和主导了大学制度建构和运作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宏观层面的“985工程”“211工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还是微观层面的具体规章制度，无一不突显了政府行政意志的深刻影响。当然，这种行政驱动型的制度建设路线对于我国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某种程度上由于其忽视高等教育的内在逻辑，未能充分观照大学的性质、理念和学术使命，因此我国大学制度仍然存在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
在目标上，过分关注秩序和效率。建基于实用哲学之上的技术主义，体现在制度建设目标方面，就是极力追求秩序和效率。在某种程度上说，一直以来我国大学制度建设的主旨不是基于知识发现和学术创新，而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秩序、行政秩序和经济效率的考量，秩序价值、行政价值、效率价值远远重于学术价值和教育价值。比如，我国大学校长的遴选和任命制度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目标考量。
在内容上，极力强调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为了更好地“管理”大学及其师生员工，到目前为止，我国颁布或出台有关高等教育的政策、法规、条例、办法不可谓不多，大学所有的工作领域，包括从招生、培养到就业，国家几乎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定或规范。从大学内部来看，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和行政管理人员为了更有力地“管理”广大教师和学生，也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例如人才培养制度、教学管理制度、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等。可以看出，技术主义追求下的大学制度体系是相当完备的，原因在于建构完备的制度体系，能够满足政府全面规制大学、学校行政力量全面规制学术力量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