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转变：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理念转变是前提。大学制度的形成受制于多种因素，但就其内在逻辑层次而言，大学制度源于大学理念，折射着大学理念的烙印，大学制度是大学理念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大学理念是大学制度的根基。“缺乏大学理念制成的制度结构是无效的，这只是个僵死的框架，而结构具有生命体的特征，是活的，一旦建立，它具有延续、自我调节及代谢功能。只有注入理念的框架才能成为真正的制度结构。”[14]对现代大学制度诉求的背后，深刻地隐含着对现代大学理念的诉求。对于西方大学先进的制度，如果我们仅仅在形式上高度跟进，而在思想观念上不做转变，其结果只能是如舒新城所分析的那样，什么都照着做，骨子里还是原先的一套，实质并没有改观。可以说，现代大学理念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源泉。
（一）确立经典大学理念
大学的学术性特点决定了大学必须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学术型组织。“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本真内涵，去行政化的前提是政府决策者们对大学本质认识的改变，确立经典大学理念，恢复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尊严和气质。经典的现代大学理念主要包括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学等内容。学术自由作为经典的学术管理理念，它是学术权利的合理性基础，是学者或大学在追求学术的过程中对各种限制的突破与超越。大学自治就是大学“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回眸中国近代大学发展，我们发现在其起步伊始便存在着先天不足，这种不足不仅呈现于经典大学理念与现代大学理念的双重缺失，也显现在经典大学理念与中国传统工具理性主义间的张力中。”[15]在我国，没有大学自治的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高等教育自主办学的思想。我国的高等教育自主办学，应该在保持与国家社会制度一致的前提下，在办学方针、推进学术、培育人才等方面保持相对的独立自主，实现自主自治。所谓教授治学，简而言之就是学术内行的自我管理。我国现代大学应维护这个理念，努力实现教授治学，比如学科、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学、科研计划方案的拟定，学位的评定等都应以教授为主导和参与。
重申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任何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大学制度，总有一些作为制度之基础的内在的、本质的因素，成功的改革应该是找到将这些本质因素与外来影响合理调适的方法与途径。为抑制“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不良学风，必须重申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理念，恢复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尊严和气质。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是西方大学的经典理念。历史上，“为了确立和维护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大学不得不与教会和政府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处理这些关系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然而总的来看，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都已得到了确立”[16]。我国《高等教育法》第32至38条中七项关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规定也为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预留了可解释的空间，同时也为我国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化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教育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指出，要“尊重学术自由”。“对于那些打破了大学与政府之间界限的行为，大学本身也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大学太容易沉溺于政府的怀抱之中。大学常常不加思考地并且非常积极地依附于政府。”[17]为了能够真正去行政化，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无论是媒体还是学者都必须大胆而公开地重申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理念。没有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就没有大学的崛起，没有大学的崛起就没有大国的崛起，没有大学的崛起和学术的繁荣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繁荣和富强。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内在规定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力边界。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大学自身得以自主存在的内在要求，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体现了并且内在规定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力边界。如果大学和大学人放弃了对于理性、知识和真理的不懈追求，如果大学只是为政府培养公务员、为企业培养技术员，那么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就不再是必需的，而可能是多余的。大学的存在具有极大公共性和外部性，它的价值远非人们通过耳听与眼观所能够想象。它的影响可以超越时空，它有能力塑造一个国家和改变一个民族。当然，除了为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知识产品和文化传承之外，大学还必须维持自身的再生产，即为自身培养学术的继承者，使学术薪火能够代代相传。为此，自治与自由就成为必要条件。世界各国无论政治体制如何、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怎样，公开反对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政府或其他组织极少出现。当然，在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环境下，确立政府权力边界难度很大，但有难度并不意味着不可行。清末至今，我国大学也已有百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相比与制度、内容的近（现）代化，我国大学理念的近（现）代化一直没有实现。这其中既有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与儒家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不无关联。但所有这一切均不应成为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桎梏。“大学从精神上，没有国界，没有洲界，只有世界，一个世界。”[18]由此观之，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绝不是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理念天然不相容。在今天中国大学里，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风气已经正在形成，经典大学理念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已逐渐成为我国大学发展的基本共识。
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证明：是否限制政府的权力边界、维护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精神与国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并无内在关系。维护大学独立地位，尊重和维护大学的“自治”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干预大学止于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19]一言以蔽之，界定政府权力边界的基本原则为：政府的权力不能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和行为施加限制。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既是大学内部合法性的根基，也是外部合法性的源头。学术自由是保护大学与教师最主要的屏障，同时政府对大学的干预止于大学自治的范围。即，政府与大学应以各自的独立利益为前提，形成合作伙伴关系，政府不应以自身的政府价值诉求取代大学的学术取向。
（二）探索中国大学制度模式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在实践层面，必须避免对欧美大学制度的简单引介、模仿甚至照抄照搬，超越恢复校务委员会、强化学术委员会、建立教授委员会、公开招聘大学校长等“打补丁补漏洞式”的制度创新[20]，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立足国情，客观梳理中国大学治理独特的历史传统、功能承载、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工具手段等，并对之进行富有建设性、创新性及整体性的思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构建既充分尊重高等教育客观规律、顺应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又紧紧立足中国特殊政治、历史与文化传统，提出切合中国现实需求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模式。
对中国大学制度的历史演进及特征梳理中可以清晰看出，中国大学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对国外大学制度模仿照搬的思维定式。换言之，大学在我国的发展主要是向西方学习与模仿的过程。清末民初学日本，五四运动之后学习美国（兼学德国、法国），20世纪50年代之后开始学习苏联，改革开放以后到今天开始学习美国。可以说，我国整个大学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对于国外大学发展模式的“模仿史”，其中有得有失，有成有败，使得我国大学更多的是在组织制度的表面上与西方国家大学趋同，其实质仍然有不小的差异。即所谓的政府主导的制度同形性、模仿同形性、规范同形性，但“形同质异”。[21]正如余英时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暂，所以根本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22]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模式移植也是如此。复旦大学原校长李登辉先生评论说：“自清代以来，与外人接触日多，渐知道维新之必要；于是尽力模仿西方。但是那时只看西方物质文明之可惊，我们的模仿，亦就着重在物质方面。所以大家都只晓得提倡西艺。至于西方文明之精神方面，虽是西方文明的精髓，却反因未受了解，而遭遗弃。”[23]我们改革的结果，只是“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譬如树之有寄生，外实好看而内实有弊”“虽学亦无甚益耳”[24]。中国大学的近代化最终还是未得西方大学模式的“真经”，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时代命题，我们必须认识到今日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之间的“形同质异”；必须以此为基础，于“形同”中求制度创新，于“质异”中谋个性发展，最终创造出大学的中国模式，而不是局限于中国式大学。
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国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构筑起象牙塔的壁垒。中国大学的症结恰恰是大学并非自我存在，缺少独立品质和运行生长的自然生态，其实属于行政体制格局的基层单位，世俗社会之普通细胞和资源链上应受嗟来之食者。大学自治的理想无从实现，学术自由的理念更是无从找寻。“实力的衰弱让中国不能不睁开自己的眼睛”。在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起步时期，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生存环境和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教育救国”“兴学强国”等观念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无奈的文化自觉”。中国近代大学的建立并非社会和文化“自然分娩”的结果——并非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母体中孕育、诞生的文明之果，它是“后发移植型”的——在国家和政府掌控下的“后发移植”国外大学模式的产物，带有比较浓厚的移植与照搬痕迹。而且，它是与技术工具理性“联姻”的，是政府培育人才和富国强兵的“救命稻草”，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中国近代大学采借西方大学模式更多地停留于技术层面和操作领域，而对大学制度和大学理念层面的东西虽曾进行移植和效仿却难以落地生根。最为遗憾的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等经典大学理念一直都没有渗入中国大学的骨髓血脉，得到长足发展。“不可否认，在中国大学的迅疾转型中，本身就缺乏西方大学与生俱来的追求知识本体价值的象牙塔精神。由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富国强国的时代诉求，工具理性主义在中国大学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主导力量。西方大学的现代化是从形而上向形而下转移，移出象牙塔而融入社会，中国大学则可以说从没有真正意义上进入过象牙塔，只是在象牙塔周围张望，这是一种从政治实用主义向经济实用主义的转化。中国大学创新之路的艰难不仅是制度层面的，更是理念和文化层面的。”[25]
我们把中国大学模式移植历程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毫不掩饰地揭露出来，目的并不在于对它作一种“恶的否定”（黑格尔语），而是把它作为解读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面临挑战的入口处，从而直接把握到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罗素在《中国之问题》一书中提出，西方知识的流入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必需的刺激，然而必须反对向西方的机械式模仿，应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他把教育看作是走向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但他希望中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采用西方的教育制度。[26]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正切中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时弊。从历史的视角来梳理并审视中国大学主动移植型的百年模式移植发展历程启示我们：移植是必然而非偶然的，借鉴外来先进的教育制度和办学经验，是近代国际文化教育交流的时代要求和普遍现象，关键是外域模式的移植要具有适切性——既要充分考虑中国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又要认真分析本国彼时的特定语境。其中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既包括大学自身规律，又包括本国文化传统。我国大学要在不违背大学发展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重新估定传统教育的价值，透析本土特定语境，从而引进适切的外域大学模式并对其进行适当调试，吸收各国大学教育的长处，与中国大学相融合，并通过超越创新彰显其在本国土壤滋养下的强大生命力，实现自身的超越与发展，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大学模式。
加拿大著名比较教育学者露丝·海霍教授（中文名许美德）最早提出了“中国大学模式”命题，该命题的中心含义就是：中国大学成功有赖于建立一个独特的中国大学模式，中国大学模式的独特性是由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中国大学模式是在借鉴西方大学模式之后形成的，中国大学模式形成过程是一个中西文化对话过程；中国大学模式不是对西方大学模式的替代，而是对西方大学模式的补充。[27]在露丝·海霍教授提出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中，她的一个直接判断就是，西方大学模式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形成的，她认为这个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大学模式。露丝·海霍教授认为中国大学模式建设应该超越西方大学模式，但这个超越不是建立新的中心，而是多元中的一元，从而产生了“对话说”。[28]从她的文化多元观出发，她认为文化是多元的，不能只有一个中心，应该是多个中心；但多个中心之间不是相互封闭的，而是对话的，从而是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
显而易见，露丝·海霍教授提出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中国大学模式首先应该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继承的基础上，因为中国大学在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汲取。所以中国大学不应该抛弃历史而单纯地对西方大学模式进行模仿。其次，她承认中国大学学习国外大学的先进经验是对的，但她提醒西方大学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它有自己的局限，不一定适合于中国，所以中国大学应该对之加以分析和借鉴，应该奠基于具有独特神韵的中国文化。再次，她认为中国大学模式的兴起并非是对西方大学模式的替代，而应该是一个超越的过程，即在吸收西方大学模式的优点，提升中国文化内涵基础上的超越。所以她认为中国大学模式的建设过程不是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而是一个文明对话的过程。
质言之，中国大学模式应着力于西方近代大学制度在中国的本土化与再创造。大学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形式，其在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应不断得以创新与发展。作为经典理念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所有大学共同的价值选择。当然，中国高等教育学习西方经验，不能单靠搬运，摹取它的面目，必须从它的根本路向和态度入手，学习西方大学教育的真精神。尤其要着力于经典大学理念——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培育和吸收，使其真正成为中国大学的脉搏和精髓，这也是遵循大学内在发展的逻辑的必然要求。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是中国大学在改革和发展中应该并热望获得的一种品格。如此，中国大学才能成为一个无与伦比的机构，形成真正傲立于世界大学舞台的中国大学模式。然而，今天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具体情形已非往昔，在当今中国大学的特殊语境下谈论西方大学理念的吸收，我们需要做的是对这个独立理念的理解方式的吸收——“我们需要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话语采取一种隔离的智慧，淡化其救赎性与文学色彩，把研究之锚从漂浮之海落定到现实之岸，直面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实，在中西两种文化观念和文化事实之间进行对话，由此尝试参与新的大学理念的创造”[29]。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理念也因而被赋予蕴含时代色彩的特定的概念和含义。基于维护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学制度多种多样。宏观层面上，“不同的高等教育参照体系下，高等教育在社会结构中享有不同的政治和社会优先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的不同的假设和显著的差异。”[30]除了宏观制度设计的差异之外，在大学内部的组织架构和权力运行的安排上，各国大学制度同样有所差异。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应从宏观和微观系统入手，立足国情，真正解决中国大学发展面临的问题。对中国大学而言，只有在保持学术本位的价值理念与世俗化需求的互动、平衡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家园。如何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相互制衡中坚守大学之道，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中走出中国大学的独具特色发展之路值得我们深思。
（三）由管理走向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就是要建构一个“政府宏观调控、学校自主办学、社会积极参与”的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治理是管理发展的一种最新形态。西方最初的治理理论尝试弥补国家和市场两者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它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国家而享有政治强制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31]。在此基础上，西方治理理论提出“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概念，在原来政府、市场二维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要素，倡导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倡导还政于民，倡导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好合作。因此，“治理”更多地带有“善治”的含义，强调政府分权、市场调节、机构自治、社会参与的协调统一。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需要转变观念，由管理走向治理。就内涵而言，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32]。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的根本区别在于政府作用于大学的角色和方式不同：在治理行为中，政府只是众多管理主体之一，行为以咨询、引导等服务方式主；在管理行为中，政府是大学的权威性和唯一管理者，行为以发布命令、强制方式为主。大学治理体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大学外部层面；二是大学内部层面。大学外部层面的治理体系是指由政府主导建立的、能够对大学行为产生影响的其他主体，在理性化思维的指导下，作用于大学组织时充分体现标准化、制度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现代社会特征的权力结构安排及权力实施方式安排。大学内部层面的治理体系是指在一所大学内部的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在理性化思维的指导下，由大学领导者、管理者、教职工及学生作用于大学办学及管理活动时充分体现标准化、制度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现代社会特征的权力结构安排及权力实施方式安排。
为有效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必须构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现代大学治理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重点调适和构建。
一是在大学的功能承载方面，要积极探索大学的功能转换与使命聚焦。如前所述，当代中国大学因为承载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过多过重的功能任务而造成“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现实尴尬。这就决定了未来大学治理的一个重要改革进路就是去除附着在大学这一母体上多余的功能承载，把大学从计划体制下的“单位社会”中解放出来，剥离大学的经济实体、养老保障等额外负担，使大学真正回归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基本功能，聚焦于知识传承与创新的根本任务，承担起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核心使命。事实上，功能转换与使命聚焦是中国现代大学治理的首要问题，它内在地契合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功能区分，适应社会组织力量成长和大学自治能力彰显的改革趋势，因而具有理论上的自洽性和实践上的正当性。
二是在大学的组织结构方面，要积极推进大学的身份淡化与组织重构。当代中国大学因为属性、类别的不同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的身份等级，成为教育资源均等分配和教育公平的现实障碍。与此同时，基于政党和政府、社会力量以及大学自身的行政管理、学术组织、师生参与等，各方力量的嵌入导致大学内部形成了庞杂纷繁的管理机构和组织架构，各类组织使命各异、功能交错，导致治理生态异常复杂，治理机制交错紊乱。这就决定了未来大学治理一方面必须淡化由行政部门主导设置的身份等级，为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大学提供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与环境空间；另一方面则必须依据大学的功能卸载和使命聚焦，对现有体系复杂、层次多元的组织结构进行整体设计与重构。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既轻装上阵、灵活应变，又能褪却官僚组织躯壳而逐步淡化大学过于浓重的行政化色彩。
三是在大学的治理工具方面，要积极寻求大学的法治规范与精神培育。当前国家与大学治理之间，除了功能与结构以外，一个重要的思考维度就是工具和手段。这其中，国家除了必要的法律规范外，仍然较多地采取行政化的治理模式，特别是频繁使用“运动式治理”的模式和手段，这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治理效率，却在更深层次上造成了同现代国家结构的冲突甚至混乱。事实上，现代化内在地包括规范化和法治化，意味着一种现代性的制度体系构建和精神文化塑造。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现代大学治理的一个重要进路就是将国家与大学的治理更多地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致力于正式制度规范的构建与完善，同时要按照大学追求知识创新和真理探求的内在特性培育和塑造富有时代感的精神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