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照搬依附”为建设方法的路径依赖
在缺乏理性色彩的功利主义和缺乏人文情怀的工具主义的传统文化思想观念下，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之路异常艰辛，并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两种对立思想：一是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二是与此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的对立。这两种对立，在建设我国现代大学制度道路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并具体表现为“照搬模式”“依附发展”作为“路径依赖”的建设方法。
（一）照搬模式
伯顿·R·克拉克教授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一书，第六章第四节专门探讨大学模式的国际移植问题。他认为“许多高等教育系统的许多基本特点都是从国外搬来的”[25]，并将国际移植分为外部强加和自愿引进两种详加阐述，并指出引进外国大学模式后，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境遇。最典型的是在不发达国家里，政府特别容易催促本国的大学变成国家发展的工具，这是极其危险的。[26]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和经验的做法，在我国早期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摸索和建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即为其中突出的例子。
“拿来主义”的方法策略在建设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历史中，呈现出一个较为明晰的路径，反映了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历史脉络和渊源。1902年的“壬寅学制”和1904年的“癸卯学制”是学习日本明治时期学制的成果。从具体的大学分门分科及课程设置来看，“几乎就是从日本拷贝来的一套教育标准”[27]。为什么要向日本学习？其根本原因还是把日本作为向西方学习的桥梁，最终的目的还是学习西方列强的教育。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留美学生的大批归国，美国教育体制在中国全面地取代了日本模式。[2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方针指导下，我们全盘搬用了苏联的高等学校教育制度，采用苏联大学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翻译使用苏联大学的教科书，学习苏联大学的教学方法，按照苏联大学的组织形式成立教学研究组等，彻底地改变了旧大学的性质。有学者认识到，这种教学制度的根本性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比体制改革对中国大学制度的影响更为深刻。在历史传统观念、文化惯习影响之下，我国大学教育反映为一种政治论哲学、实用主义方法论思想，“照搬模式”即被视为是这一方法论思想指导下的方法选择。国民政府时期，1931年全国有79所高校，留学出身校长65人，其中留美者34人；1941—1944年间审查合格的教授、副教授为2 448人，他们当中留学出身的有1 913人，占78.6%，其中留学美国者934人，占留学生出身的49%。[29]乃至时人疾呼“中国人在中国办外国教育，还有什么意思”[30]。可见当时美国教育对中国的影响有多深远。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对“通才教育”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强调树立“专才教育”思想。把苏联教育的基本观念、教育制度、教学模式乃至教学方法全盘接过来并有所发展，到迅速完成对苏联教育经验的本土化，反映了自晚清开始的“西艺”及“实利”思想，即说明要求大学直接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是深入人心的。
（二）依附发展
高等教育依附论的代表人物阿特巴赫认为：“现行的国际教育综合体系中存在着某些大学和知识‘中心’，他们指出方向、提供样板、开展研究，一言以蔽之，就是将自己置于学术系统金字塔的顶端起着领头的作用，而这一金字塔的底部则是那些处于‘边缘’的大学，他们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很少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成果，一般不能涉足知识的前沿。”[31]只有处在中心位置的大学才是知识的创造者，处于边缘位置的大学只能是知识的传播者。而一所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边缘位置的大学如果想要发展到“中心位置”则十分困难，因为它不仅要面临工业化国家基于历史和经济强大力量的现实，同时还必须对付工业国家维持其支配地位的广泛愿望（这种愿望与用来维持支配地位的政策被称为新殖民主义）。依附论观点在世纪之交被引入我国高等教育界，很快引起大家的关注与热议，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历史是依附发展的历史，我国对西方高等教育的依附其实在当前也是客观存在的，依附发展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32]另一种观点对阿特巴赫的依附理论进行了质疑，批判了它的局限性，并否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依附发展的观点[33]。对于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是有局限的，因为它把自己置身事外，仅仅把问题摆在那里，而不是致力于问题的有效解决。带着解决问题的态度，依附理论作为一种澄清我国高等教育问题和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新框架（新的概念体系），应该为我们接受和运用。[34]
克拉克认为世界高等教育存在着“大陆型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35]对应克拉克的观点，我们不能不承认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高等教育的中国，还没有形成与之相称的特色体系。这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方略中，问题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在“国际化”办学的策略中，我国大学办学的单一性问题和单向度问题。[36]这种“国际化”的办学策略，不仅表明我国大学的依附性发展现状，而且出现了阿特巴赫所阐述的新殖民主义和自我殖民倾向。[37]这种路径依赖在我国现代意义上一百多年的大学历史发展中，有着明显的历史印迹。用舒新城的分析结论说，就是形式上跟着走，骨子里还是老观念，做的还是自己的一套。路径依赖体现在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中，就是一方面主张把国外认为好的、先进的大学制度引进来，照着做；另一方面，在国内大学体系中，我们又继续延续这种“照着做”的方法和路子，非重点、一般大学自觉地向重点大学看齐。造成的事实和效果是我国高校高度的趋同化，人才培养少见特色。有学者指出，由于我国现行高等教育投资渠道单一，投资强度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有限经费向少数列为“重点建设”的高校倾斜；同时，重点大学、普通本科院校、大专和高职学院，从全国统考中分批录取学生，优秀生源向“地位较高的院校”集中。这种体制使得“马太效应”凸现，各个高校对有限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必然导致“攀高”现象，“合理定位、分类发展、各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只能是一种良好愿望。[38]这种路径依赖的办学思想，还会导致一个严重的教育后果，就是导致教育表达与教育实践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