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适应论”为实践逻辑的制度根基

英国高等教育学家阿什比认为，大学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在其不断的发展历程中，经常处于进退维谷的境界。一方面，大学要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大学又要保持自身的使命。美国学者布鲁贝克也有相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从认识论哲学的视角来看，高校的本质属性在于对知识的传承和发展，对学问的深入探讨和挖掘；从政治论哲学的视角来看，高校存在的意义在于为国家服务。政治论哲学的相关观点所依循的主要是一种政治逻辑，其关注的是高校的制度建设应以国家以及社会的整体发展为标尺，在这一逻辑指导下，国家便成为高校制度建设的主体，大学应为国家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而服务。可见，西方大学发展在自身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自我发展与适应社会的合一。纵观近千年欧美大学发展的历史，从开始强调提升个性修养和知识水准的人文精神，到注重追求科学真理的独立与自由精神，再到直接服务社会、担负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大学的发展形成了自身可持续的动力源，在价值取向上展示了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发展线索和闭合逻辑。

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过程则具有典型的“西学东渐”的特质，走的是“后发外生型”道路。一百余年的大学历史发展是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在缺乏理性色彩的功利主义和缺乏人文情怀的工具主义的传统文化思想观念下，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之路异常艰辛，使建设我国现代大学制度之路不时走上歧途。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历史始终以集权统一的国家体制的兴亡更替为贯穿的主线，民族国家的意念和精神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灵魂和图腾。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教育始终是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国家机器的需要，高等教育也正是在“适应”国家需要的进程中找到了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合法逻辑，形成了中国大学发展最为强劲的发展动力机制。

中国现代大学始源于“中体西用”的一种国家机构，自此以后百十年的兴衰更替，大学制度经历了“欧美模式”“苏联模式”“革命教育模式”等不断变化的发展历程^[15]，但始终循着一条“适应”与“服务”于国家需要或社会发展特定阶段需求的路径延伸，这与西方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定位的知识逻辑的路径是有根本区别的。“欧美模式”作为中国大学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文化为主的大学教育范式，为打开长期封建闭锁的国门、引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与技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苏联模式”则以专业教育为主、强化了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的计划式大学教育，为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基础；“革命教育模式”突出表现为“文革”期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性理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百余年演进历史的高速发展阶段，以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为重要标志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运动，以一种“跨越式”发展的模式带动中国高等教育驶入了追赶世界先进教育行列的进程，这一快速发展运动的根本原因源自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而直接动因则是“经济发展的需求、社会公众的渴望、缓解基础教育激烈考试竞争，缓解就业、拉动内需”的现实需求^[16]。2010年国家颁布《教育规划纲要》，首次把“适应社会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由此，高等教育“适应”社会需求的理论认识在国家政策文本中得以确立。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从现代大学发轫之初的“国兴科教”到大学百年发展之后的“科教兴国”，都彰显了一种基本的事实，即中国高等教育始终与国体政治与社会经济同呼吸、共命运，在“适应”社会发展中获取生存根基：一方面，以国家为强有力的生发基础，大学得以获取强大的发展动力，能够快速地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依附于国家生长的高等教育本体，也超越了单纯学术组织的性质而成为一种负重过多的复杂机构，因其超载的功能负荷使其运行与生长更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