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科学碰撞与交融

我国著名文化学者、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曾断言：我们正处在一个双文化时代，即每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和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内外并存、新旧并用，而双文化的结合方式有三种，即并立、互补和融合。今视中医与西医在我国的现状恰如先生所言，那就是并立并已进行互补，开始并已实现某些融合。

西方医学进入我国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并立的局面，因为二者承担着维系健康的共同使命，有着防控疾病的共同目标，特别是当前中医治疗目标已由单纯中医病证全面转换到西医疾病，因此，中西医在其运行的过程中就绝不会永远各行其道，而必定会发生重叠、交叉、碰撞、对接和融合，也必定会有互相的吸纳和借鉴。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是中西医互融借鉴的成功典范。我国半个世纪以来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历程也已证明中西医联合优于单用，互补胜于竞争。中西医之间的理论衔接和方法学互补不仅是中医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客观需求，也是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一个时期以来，中医学术研究和科普宣介呈现出过度哲学化、人文化倾向，中医学被冠以“和医学”“象思维”“整体论”及“时空观”等种种哲学称谓，中西医对比研究也主要从哲学和纯概念的层面展开，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发现中西医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这些研究也往往得出“中西医不可通约”的结论。一些哲学家和理论家由于受自身学识的限制，他们或懂哲学不懂医学，或懂中医不懂西医，或懂理论不懂临床，因此只能从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等纯概念视角去认知和阐释中西医学特质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有学者认为“中医是人医学不是人体医学，是生命医学不是生物医学，是生态医学不是理化医学，是发生生理不是构成生理，是关系病理不是实体病理，是调理医疗不是对抗医疗”；也有人认为中医是“形而上之医道”，西医是“形而下之医术”，中医是“调和医学”，西医是“对抗医学”。这些观点割裂了人与人体、生命与生物、结构与功能、整体与局部的有机联系，不恰当地夸大了中西医的本质区别和方法学差异，从而加深了中西医之间的思想隔阂，这些认识误区和偏见也成为中西医学对接互融最大的思想障碍。

周有光先生曾说：“科学是世界性的，一元性的，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任何科学，都是全人类长时间共同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经得起公开论证、公开实验、公开查核……学派可以不同，科学总归是共同的、统一的、一元的。”中西医作为人类防病治病的智慧结晶，在医学科学的层面上也是统一的、共同的，中西医都“姓医”，都是为人类疾病的防控而诞生的，在生命和健康的本质层面上就一定是一致的或趋同的。就医学本身而言，绝不会因为是中医或西医而有不同的要求，中西医都是研究人体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防控的科学，正如王锡民先生所言：“既然二者研究的对象是同一人体，在同一人体内绝不可能出现两种毫不相干的结构和功能理论，对同一人体结构和功能的认识也绝不可能出现两种毫不相关的结论。”此话诚然。

中西医由于诞生的地域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但是二者的区别主要还是体现在认识论和方法学上的差异，相对于生命本质的主体认识和健康维系的基本宗旨而言，这些差异都是形式上的，都不过是细枝末节，而正是这些差异才使中西医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优势，也具有了各自的局限和不足，中医的长处可能正是西医的短处，而西医的长处则可能正是中医的不足，这就需要通过互相借鉴与互补来使中西医的理论与方法学得到补充和完善。

让我们从以下几个生命和健康的本质层面去认识中西医的一致性和趋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