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构中西医理论衔接和实践渗透的桥梁
进行中医学术研究为什么还要强调中西医学的互融和渗透呢？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中西医学的互融和渗透是两种医学体系在同一块土地上汇聚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中西医学针对着疾病防控的共同目标，承担着维系健康的共同使命，因此，在其运行和发展的过程中绝不会永远各行其道而必定会发生对接和交融，而这种对接和交融也正是中医学术发展特别是理论和方法学创新的客观需求，没有这种对接和交融，没有对现代医学理论和方法的吸纳与借鉴，中医理论和方法学创新就将无从谈起。
其二，当前中医面对的治疗目标已经由传统的中医病证全面转换到现代医学疾病，我们天天在用中医理论与方法治疗西医的疾病，对疗效目标也不再单纯追求“证”的减轻或消失，而同时还要求达到西医“病”及其客观指标的改善或恢复，中医学的贡献度主要也还是体现在对现代医学疾病的防治水平上。而传统中医理论并没有为西医疾病的防治准备好现成的答案，因此这一过程离开了西医理念的融入和方法借鉴，离开了中西医理论的衔接和实践渗透，使中医完全独立于现代医学之外是不现实也是行不通的。
其三，长期以来，中医学术研究一直受到“中西医不可通约”论的思想束缚，一些理论工作者从纯概念的角度想当然地夸大中西医的本质区别和学术差异，不恰当地分离中西医的学术亲缘关系，人为地挖掘中西医学术对立的鸿沟。这不但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思想障碍，也极大地禁锢了中医学术研究的创新性思维。
架构中西医理论衔接和实践渗透的桥梁，我们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从总体而言，我们应在世界医学科学发展的大视野下开展中西医学的对比性研究，全面、深刻和真切地认识和了解中西医学的科学本质和方法学异同，认识各自的优势和不足。“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于中医学术研究而言，有时可能更需要知晓、熟悉甚至掌握现代医学的基本常识，只有如此，才能对中医学进行清醒的自我观照，从而为中医学的理论突破与方法学创新找到切入点和突破口。我们要坚决反对在中西医比较研究中以偏概全甚至以中医之长比西医之短的对比方法。在中西医对比研究中，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故步自封，既要充满自信，又要严谨理性。
其二，冲破“中西医不可通约”论的思想束缚。长期以来，“中西医不可通约”的理念在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一些人进行中医学术研究的主旨似乎就是寻找中西医的差异甚至对立。我们架构中西医融合的桥梁，首先就要冲破“中西医不可通约”论的思想束缚。我们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从生命和健康本质的层面认识中西医在科学实质上的趋同性。中西医对生命的关注首先从人体开始，都认为人体是自然的、真实的，由脏腑、器官和组织构成，不同脏器和组织具有不同的生理功能；男女从幼及长及老的不同的生命过程各有其不同的生理变化特点；影响人健康和寿命的受之于父母的先天因素中医称之为“禀赋”，西医称之为“基因”；后天因素主要有自然环境影响、生活方式影响及疾病影响，中西医都强调调适环境，趋利避害；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中医称之为“养生”，主张“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妄作劳”，西医称之为“保健”，强调顺应气候环境变化、饮食合理、生活规律、精神乐观、心态平和、劳逸适度，中西医在原则上和方法上都是几近相同的；作为人文关爱的行医之魂，西医信守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医崇尚孙思邈《大医精诚》，二者的精神实质完全一致；中西医都认为疾病预防的意义远大于治疗，中医倡导的“治未病”的预防理念与西医预防医学，特别是中医无病先防、病后防变、愈后防复与西医的三级预防如出一辙；对疾病病因，中医创立的三因学说特别是瘟疫学所论之“杂气”“疫毒”等传染性致病因子与西医病因学在总体上也有诸多的契合之处；中医病机传变与西医疾病的转归都存在阶段性发展的规律；中医辨证依靠证候群，西医诊断则以症状与体征为重要依据；在诊法上，中医望闻问切与西医望触叩听更可谓异曲同工；在治疗上，中医既强调整体观，也重视局部治疗，西医既关注具体病变，也重视全身治疗如免疫方法、支持疗法及生物疗法等等；中医强调“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西医对同一疾病也往往会因阶段不同、程度不同、表现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和方法，这一点中西医学也是大致相同的。正是这些中西医对生命本质认识的趋同性，才使中西医理论衔接成为可能。这也才是今天用中医理论和方法治疗西医疾病仍然适用的真正原因。第二，拨开中西医学方法学差异的迷雾。长期以来，学术界很多人从纯哲学概念的视角界定中医学为系统论、西医学为还原论，提出“中医学是以综合（系统）性方法研究人的形上（原形）属性的科学体系，西医学是以分析（还原）性方法研究人的形下（原质）属性的科学体系”，有人指出西医学解除病因，是对抗性治疗，中医是调整阴阳平衡，是“和”医学；甚至有人认为中医针对的是“人”，西医针对的是“病”，是“目不识人”“目无完人”。这些观点当然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首先，对生命和疾病而言，中西医关注的核心都是从人体（原质）开始的，所谓原形和原质是难以截然分开的，系统论和还原论也难以绝对划分。中医和西医都是因为疾病才诞生的，针对的都是具体疾病，疾病发生于人体，疾病和人体就更不能截然分开，中西医都首先是解除病因和对抗疾病的，只不过西医的病因是细菌、病毒，中医的病因是“六淫”和“疫毒”；病解除了人才能安和，如果不是针对具体的病，只针对整体的人，恐怕连治疗都无从下手；认为西医“只认病、不识人”就更片面，以西医住院病人为例，即使是一个阑尾炎患者也要进行全身查体，各系统无论有无阳性体征，均作一一记录，充分顾及全身状况，并作为手术适应症的重要条件，身体虚弱者还要先进行支持疗法，必等全身状况好转后才能择机手术，这怎么是“目不识人”“目无全人”呢？至于梁漱溟先生说的“中医囫囵着看，西医打开了看”就更非如此，中医也是要打开胸腔、腹腔看的，两千年前《内经》里就有详尽的解剖学记载，内脏器官所见与西医解剖学是大致相同的，宋《欧希范五脏图》及《存真图》等解剖学著作所描述的人体解剖都是基本正确的。直到清朝王清任还在对抛弃的婴孩遗体进行解剖，以纠正前人之误并著成《医林改错》。中医藏象学理论中之脏腑器官在概念和范围上虽与西医内脏器官并不完全相同，但解剖所见的脏腑存在是在藏象理论之前的，是藏象学理论的物质基础。
退一步说，即使上述这些界定和评判都果真如是，也总属认识和方法学范畴，系统论也好，还原论也罢，都不过是形式上的差异，相对于生命本质的本质认识和健康维系的基本宗旨而言，这些都只不过是细枝末节而已，取决中西医能否通约的主要因素在于二者对生命本质的认识而非方法学差异。而正是这些方法学差异，才为我们进行中西医方法学互补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其三，探寻和明确具体的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之间的关系。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之间的关系是中西医理论衔接的基础和落足点。中医学作为致用之学，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要落实到提高诊疗水平和临床疗效上来，因此就必须真正厘清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之间的关系，为用中医理论和方法治疗西医疾病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在中医病证和西医疾病关系的研究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种关系，即广泛的对应性，如鼓胀与肝硬化腹水；密切的相关性，如黄疸与肝炎、肝癌、胆石症、胰腺肿瘤；一定的背离性，即有病而无证，如高脂血症、高血压等可无任何表现，有证而无病，如食少、乏力、失眠等检查可能完全正常等。另外，临床上还存在中医某一“证”可发生于多种西医疾病之中，西医某一疾病也可有多种中医证的表现的交叉现象。明确这三种关系，才能使诊断更为明确，使治疗更为安全有效，或从证治，或从病治，或从病证结合，进行正确取舍，从而实现理想的疗效目标。
其四，进行中药性味功效与现代药理学、药效学及毒理学互补性研究。中药是疾病治疗的武器，传统中药应用以性味功效为依据，安全性操控则依据对中药毒性的传统认识，在组方时还要遵守“十八反”“十九畏”等配伍禁忌，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今天面对西医疾病防治，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熟悉每一味中药的现代药理学结论，并将其作为中药性味功效的有益补充，在不违背辨证论治原则的前提下，适当选用具有某些药效作用的中药，以适应西医疾病某一环节治疗的需要，这既能收到较好的整体疗效，又能对具体的病变实质有较强的针对性，也使中药的适应范围更为广泛。因为传统中药毒性与现代毒理学结论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临床用药既要关注传统中药毒性，更要避免应用毒理学证实具有脏器毒性的中药，以作为“十八反”“十九畏”配伍禁忌的补充，以切实提高临床用药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