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中医学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中医学诞生在中国，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和滋润，古代医学家为了更好地认识、归纳、阐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借用了大量的古代哲学思想如阴阳五行学说等，同时吸纳了儒、禅、道等传统文化的精华，这种借鉴和吸纳是为了更好地阐明人体生理病理现象，是为中医防病治病的科学属性服务的，它们起的是工具和符号的作用，是从属的和辅助的。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哲学家和理论工作者从纯哲学人文的视角去认识和阐释中医学，演绎出诸多使中医学脱离科学轨道的论点和学说，较为普遍的如“中医绝不能附属于科学体系，传统文化才是中医之魂”；“中医不是斗病之学，而是和人之道，中医和于人，而病自治”；“中医是形而上之医道，而非形而下之医术”等。这些言论和观点显然是把中医看空了，看玄了，虚化了，神化了。中医学的医学服务功能和防病治病技能从根本上被淡化和否定了。这种对中医学科学与人文主辅关系的颠倒，使中医学与科学渐行渐远，这当然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中医学作为医学科学和防病治病技术，重在实际应用，重在解决问题，归根结底是要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临床疗效是中医真正的灵魂，而疗效的取得靠的是中医理论的正确指导；靠的是正确的诊查、恰当的立法、科学的组方、合理的用药；靠的是医生的学识和经验；靠的是药物和方剂的真实功效，如止痛、止呕、止咳、止血、止痒、止泻，化痰、化积、化瘀，通淋、通经、通乳，消积、消食、消胀、消痈，退热、退黄等作用和效能，正是这些实际功效才能使患者证消病除。至于“汗吐下”三法及“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攻逐水饮、破血逐瘀、峻下泄热等治法就更无不是祛邪之法、斗病之术。只有邪祛病除人才能安和，没有斗病何来人和？以外科而言，中医典籍所记载的治疗技术就更为具体而丰富，正如阙华发先生在一篇专论中提及的：在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就详细记载了痔结扎切除、肛病手术、斜疝手术；我国第一部医学巨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用截趾术治疗脱疽；汉代华佗发明“麻沸散”作为麻醉剂进行开颅手术；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中记载有食管异物剔除术，并发明了葱管导尿术；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中记载了小儿并指的截指术；清代《医门补要》就有了包皮切除术的记载。中医学丰富的科学内涵正是由这些具体真实的“术”组成的，“术”岂可缺哉！

中医学诞生于实践之中，是先有“术”的，只有从实践做起，具备了丰富的经验积累和精湛的诊疗技术，才会由“术”而升华至“道”的境界，没有术，何来道？重道轻术论者所阐释的只不过是空洞的中医概念和哲学术语而已，离真实的中医世界相去何止千里。

一百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批评中国人对科学态度的两点根本不对时说：“其一，把科学看太低了，太粗了。几千年来信条，都说的‘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类话。多数人认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于科学认为‘艺而成下’的观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还是最爱说空话的人最受社会欢迎。”这段话对于时下中医重道轻术论者而言，可谓贴切之至。

对于中医学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古人早有明确认识，明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中就指出：“医术比之儒术，固其次也。然动关性命，非谓等闲……儒识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已明确将医、儒分开，明确指出医术才是事关生民之命的核心和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