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与社会

梁漱溟的人生决定于他内心中的理性。但是理性并不是先验存在着的，而是他在人生与社会中所遭遇到的问题所“逼”出来的。他时刻生活在问题之中。他说，他平生“志不在学问，只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而已”。又说：“我实在没有旁的，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实际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1]理性在梁漱溟的生活中最初就是通过用“心思”而确立起来的，是他行为准则的“主见”。这个所谓的“主见”，也就是他的“匹夫”不可夺之“志”。梁漱溟自认为，他之抱有不可夺之“志”或坚定不移的“主见”，是与他凡事执著认真的禀性有关的。他对于事情总爱靠实，总好认真，对于事事都有主见，而他的生活行事都牢牢的把定着一条线去走。执著认真地直面其所遭遇到的问题，是梁漱溟的“理性”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因。

梁漱溟毕生所遭遇的问题，归纳起来总不外乎两类：一是人生问题，一是社会问题。所谓社会问题，也就是中国问题。在人的生命问题上用心思的结果，使梁漱溟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与人生准则，有了其不可夺之“志”。于此，不难理解，梁漱溟在震惊天下的五四运动中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撰文提议学生领袖应该主动向政府当局自首；在三十多年以后北京举行的政协会议上为民请命，当众顶撞毛泽东；不久又在著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声称“不能批孔”，面对淫威，直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相反，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志”，没有做人的基本原则，那么，在漫长的历史风雨与人生颠簸中，人的精神难保不流离失所，随波逐浪，而衍为行尸走肉。

对社会问题用“心思”的结果，又使梁漱溟给我们留下了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以及传统中国将如何走向现代文明这样一个跨世纪的课题。即使是在中国已经迈开现代化步履的今天，梁漱溟等知识分子曾艰难思索过的这个问题以及他们所思考的结论，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难得的是，梁漱溟并没有把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割裂开来。在他看来，二者是相即不离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可能离开人的生命问题而孤立地进行。相反，循着传统儒家思想的路数，社会问题的解决必以个体生命的安顿为前提。中国近现代所出现的民族问题、社会问题，终归是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念遭遇到外族人生价值观念的冲击，从而使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破裂，人的精神流离失所、无所皈依而造成的。因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别的，而是确立一种新的价值系统，使人生得以安顿，精神有所寄托。所谓的社会问题如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社会无秩序，甚至中国遭受外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入侵等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中国人的大多数，都确立一种健康而有生命力的人生观。梁漱溟认为，只有中国人自己站立起来真正像个“人”样，一切上述的所谓社会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所以，一切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的生命问题。

人的生命是文化的。生命的改造与文化的改造在梁漱溟看来是一回事。他终其生对人之生命的思考及其文化改造的理论，并无根本的改变。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转变他一贯坚持的儒家立场。他说：“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许我没有为我生活作主的思想。”这就是梁漱溟一生的自我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