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回应——文化哲学构架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产生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广阔的历史背景与中西文化交汇的时代条件下。从远处说，中国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政治欺凌、经济盘剥、武力征服、文化浸蚀。短短几十年间，内忧外患此起彼伏，一波接着一波。为此，中国人急切地要改变自己，迎头赶上西方的现代文明。先是洋务运动，继则戊戌变法，直致推翻清廷的辛刻革命。民国以后又怎么样呢？民国以后十几年，中国人原有的希望被剥蚀近尽。政治上帝国主义的侵略未有丝毫减缓，但国内社会面貌则一团漆黑，紊乱无序，惨状有加。政治上走马灯式的权力更迭，社会上军阀割据、相互混战，民生极度凋弊。正如钱穆所说：“其时则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财务无所谓公私”，“马弁、流氓皆踞民上”，“专就政治情态之腐败黑暗而论，唐末、五代殆不过是。”[1]
社会政治面貌如是，那么，思想上呢？循着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日益深刻的民族危机而产生的自我反省自我认识之路，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第一，中国只是物质技术层面的落后；第二，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也落后；第三，到民国以后，则深入认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也同样落后。这时，人们认识到中国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不论是从物质的层面、制度的层面还是精神的层面，是全面的、一体的落后。其总根源则在文化上，特别落脚在代表传统文化的儒家哲学思想上。这样一来，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要振兴，要追赶现代文明，而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只能从自己最落后的文化基础上入手。只有文化的改造和革命，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能救国家于水火、救生灵于涂炭！
基于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代表现代文明的“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以改造传统文化为切近的目标，将儒家道德哲学当作“吃人的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全盘的清算。文化革命的口号就是“非孝”、“打倒孔家店”、“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废止汉字”、“全盘西化”。
作为推进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派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守常站在文化革命的最前列，他们痛斥代表愚钝落后、忍辱苟且的儒家思想，渴望近世西洋的科学与民主。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称东洋民族为“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民族”，说“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2]李守常亦说，“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中国人应该痛下决心“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对于“从来之静止观念怠惰之态度”，实行“根本扫荡”。[3]显然，在《新青年》一派看来，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民族屈辱，以及民国以来惨切不忍目睹的社会现实，追根索源都在传统文化之根上。
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们一样，梁漱溟亦深切地认识到，中国近现代之沦于如此痛切悲惨的境地，传统文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基于此，梁漱溟批评抱残守缺的国粹派和复古主义者，说他们无视中西交通文化相遇的社会现实，只知道“堆积一些陈旧骨董”和“死板板烂货”。[4]但是，梁漱溟也清楚的看到，即使是所谓旧派，“他们自己的内容异常空乏，并不曾认识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样禁得起陈（独秀）先生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呢？那他“自然就横扫直摧，所向无敌了”。
那么，难道中国从此就弃绝传统而蓬蓬勃勃地驶向大洋彼岸一去不返了么？难道中国人几千年竟是白活了么？难道中国的文化真该“扔进茅厕里”，丝毫无一价值了么？顶顶奇怪的是，现在思想界谈什么的都有，西化呀，佛化呀都行，唯独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难道人们看不见，大洋彼岸禀持向外逐求的人生在大战中吃了苦，“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么？[5]难道人们真听不见，哲人罗素、杜威先后来华所说中国在学习西方的文明时切莫丢弃自家人伦道德传统的谆谆告诫？难道人们真的没有感受到柏格森生命哲学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已表露出西洋人正由向外逐求而转向内里生活的历史趋向？
当然，要靠对传统根本精神并无真正了解的所谓旧派，来为中国文化与社会开出一条新路殆无可能。但如此江河日下追逐西方人生活而丢弃传统就是真正的文化出路吗？
当然不是！有着其父“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之惨痛经历的梁漱溟，亲身又经历了东觅西求、患得患失的西方人生之路，复又转入印度苦行度世的禁欲主义磨炼，最后又历儒家丰满圆融的道德生活，亲领儒家人生哲学“语语落于现前实际”。如是，在上述种种机缘之下，梁漱溟得出结论说，中国问题（包括政治经济问题）之解决，“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此不必虑，亦不待言者”。[6]基于此，梁漱溟承认，中国文化于西方文化是有所不及，但其不及并非落后之不及，而是超过的不及。如何讲呢？此之谓中国文化早熟。
显然，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的出路真真是一个问题，它并不是一扔就可了事的。即使是西方文化，它也要面临东西文明之问题。谁也回避不了东西文化的根本道路不同的问题。西方的生命哲学、人本主义、难道不是已经显露出要转向东方的迹象吗？柏格森、罗素、杜威、倭铿、泰戈尔，难道没作出过这种表示吗？只不过，这个问题，“直逼得刀临头顶、火灼肌肤，呼吸之间就要身丧命倾的，却独在中国人。”[7]所谓东西文化问题，并不是个抛弃传统全盘西化那么简单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到底有价值、还是根本无一丝毫价值而应该马上扔掉的问题，是中国古人对世界文化有无贡献的问题。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的去从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评判，以及建立什么样的理想文化形态是同一个问题。不能将其分割开来。想要“闪避”、“模模糊糊混过去”，那就只能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对于这个问题，只有李守常“曾略用一番心”。他作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也猜度着将来结果必然是东西调合，至于如何调合，他不能说，“似乎事业太大，俟诸未来的样子。对于今日中国的国民，只勉励大家竭力容受西洋动的文明以救济静的文明之穷。如此看来，他仍旧不认得题目，他把逼到眼前的题目看作未来的事业，而应付这险恶形势的仍旧是空空洞洞的一句泛常话。”[8]这样，对梁漱溟而言，东西文化问题在今天实质上是一个双重问题：中国必须要全盘承受西方文化成果又要涤除其中的消极异化现象。也就是说，中国人要将西方已完成的历史任务和它目前正要进行的事业一并完成。单单“盲人骑瞎马”跟着去重复西方的历史只能是倒退。
可以说，梁漱溟对东西文化问题的思考是深刻的。它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复古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西化派。他以哲学家敏锐的智慧感受到西方人正为涤除现代的愚昧、科学的异化、人的机械化而全力以赴，认为中国不要因目前的解救燃眉而重蹈现代西方社会的老路。中国目前问题的解决要与世界时代的潮流相合拍，它必须急走几步而避免总是在人后面亦步亦趋。可惜的是，没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在今天必然是面临这样的双重任务的。连新文化运动中最杰出的人物李守常竟“不识得题目”，只是将其委诸于未来的事业。至于另一位科学与民主的斗士陈独秀，则要对中国传统“横扫直摧”，直冲大洋的彼岸。平心而论，新文化运动在当代中国确曾起到唤醒民众觉悟，解放思想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由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而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全盘西化之风，以不可遏制的势头使不少人以为“真经”必在西天，缺乏必要的冷静。这在今天看来却是非常偏颇的。梁漱溟在这样一种欧风美雨狂啸的艰难时刻挺身而出、横空出世，“替孔子讲个明白”！“替释迦讲个明白”！这一举动不仅需要远见卓识，而且需要一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这是我们应该肯定的。
那么，在梁漱溟看来，既然“全盘西化”之路并不高明，可当今中国文化的出路究竟在何方？这就追索到了梁漱溟文化理论的内容本身。
我们知道，梁漱溟将世界文化概括为三种基本模式。根据他的设想，这三种基本文化模式应该按顺时针方式排列。第一期文化是西方文化，属身的文化；第二期文化是中国文化，属心的文化；第三期文化是印度文化，属浑括身心的文化。在这三种文化模式的分类及他关于三种文化的排列次序问题上，梁漱溟毕生没有改变他的观点。
梁漱溟的文化理论一提出来，就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赞誉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其中批评者占多数。人们认为他关于世界未来文化必将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断言不过是一厢情愿。[9]张君劢认为，欧洲文化到了末路是真，但并不会象梁漱溟所推定的要“走中国的路子”，未来的世界文化也不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10]胡适则批评梁漱溟的文化理论是“整齐好玩的公式”、“主观”、“武断”。即使是梁漱溟的赞誉者，也少有人真正理解梁漱溟心中认得的那个题目。
题目虽然并不曾为人认得，但还是有人点出了他的文化理论产生的最切近的根源。李石岑说，梁漱溟“是在为生活不安而往前寻求的……他留神考察个人生活不安定的所在与夫近代人生的堕落，所以想提出孔家哲学来作一时的救济，这是他为生活而学问的一种生活”。[11]
的确，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是渊源于他早年生活的存在体验的。不仅他自己毫不隐讳这一点，而且后来的研究者们也看见了这一点。只是，一旦从个人的存在体验中走出来，开始着手他的文化理论建构时，梁漱溟并不是出自于个人的存在意义、或中国人的存在意义，而是出自整个人类的存在意义。他通过个人存在体验“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反思及其结论，不过是作为整个人类的存在意义、生活意义的一部分或一个大阶段的问题的答案”。[12]这样来看的话，他的文化理论则可看成是他对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实践体验的结果。
诚如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指出的那样，“理性”这个概念可视为梁漱溟文化理论的总纲，只是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具体表现有所不同。它是直觉、仁、心等等。但理性作为生活的“对”是一种超越性、开放性。一方面，它是愚蔽偏执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它是人类的共性、普遍性。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是“理性至上主义”，这诚然就是人们所说的新儒家“对儒家之普遍性意义的强调”。[13]这种超越性、普遍性的理性是人类所共有的，只是有些民族认识不到或迟缓而已。凭着这种理性，梁漱溟才敢断言，既然西方文化能发展出一种世界文化，那么为什么中国独不能？！也是凭着这种理性，梁漱溟才于“文化的总关系中”去求其各自的位置。所以，在《精神陶炼要旨》中，梁漱溟说：“除非中国文化完全没有价值，如果其有价值，则他对人类的贡献只有一点——就是对人类的认识。只有中国人反回头来认识了人类是怎样一回事。”[14]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也说，如果几千年的中国人没算白活，那他们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呢？“那就是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15]在梁漱溟看来，人的本质即理性。
现代新儒家正是禀承着儒家文化的普遍价值即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这一点而继续前行的。因而，作为新儒家逻辑上的起点，梁漱溟的贡献是具有开创性的。
从梁漱溟的“理性”出发，我们看到他的世界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以及文化三期重现说都是可以理解的。
“理性”作为生活的“对”，是人们不断为之奋进的目标。虽然，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但是，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并不是“一步踏在道上”，而是逐步趋近于道（理性）的。在这一点上，个体生命的“近道”与人类的进化实则是相类的。按照梁漱溟的逻辑，人的本质是理性，那西方人也应该是人，那他们也应该有理性。只是，西方人过去不曾识得理性，或认识得较晚，结果理性便不是以理性而是以别的形式存在的，比如说比理性低一级的理智。这样，理性的成长实质上是一个过程。理性是一个活动的结构，而不是一个固定的静止的体。理性伴随着人的降临而出现，也将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这是无止境地指向未来的，它没有端点。
这样理解理性，又将理性视为其文化理想的总纲，那么，作为本来文化路向上的第一、二、三期文化因其与理性的关系不同而有高下之殊。
第一期文化显系前理性期，即对人之为人的本质还无根本认识或认识不多的时期。具体说来，就是对事物有所利用和反抗，从“有对性”出发来谋求生存，创造了身的文化。真正对理性有所认识的是第二期文化。在这一时期，生命能超越“有对”进入“无对”。虽然这时必须还对事物有所利用和反抗，但人已经超越乎这种有对性之上了。第三期文化，是生命的究极的解脱，是绝对。显然，梁漱溟的文化理论是体现了理性是一个活动的过程的思想的。不过，在具体分析中，梁漱溟对作为第三期文化的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通视为东方文化，并认为二者有相通的地方。
这一文化理论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梁漱溟禀持存在体验切入文化研究的方式，将世界文化概括为三种类型，又根据其理性而顺次排列这三种类型的文化，认为它们将重现一遭，这就难免是将他的文化理想当作“解释与预测历史演变的律则”，“把他的文化哲学当做历史哲学来讲”。[16]更为明显的是，梁漱溟无法解释文化的成长为何会出现早熟。即，按他的文化理想，本来是西方、中国、印度三方文化按历时态相继呈现，但为什么却在共时态中出现？他只有那一句解释的话：文化俱是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想。对梁漱溟的这一说法，就连那位“差不多全体赞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观点的人也惊叹：“怎能具那么大的魔力，使一个民族便跟着这奇想行去呢？……主观的原因，证据实是很薄弱的了。”[17]这样，梁漱溟的文化理论就难免被冠之以“武断”、“主观”。
另外，梁漱溟的文化理论还有含糊、游离不定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他力图要跳出一元价值坐标观察文化的局限，但又终究跳不出。一方面，他认为，一种文化类型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东西。它是不能被“批发零售”的。从这个角度，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是完整独立的价值系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各种文化价值系统都只是有相对的价值，并都在世界文化的总关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他反对文化调合论，但最后又免不了要调合。他一方面力图“使一般国民采取西方要求的争论的态度，而一方面还要守定我们固有的一个旧态度”。这样，梁漱溟力图要跳出一元价值坐标观察文化的视角，另一方面仍不时以西方近代文化为参照标准，说明他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对世界各民族多元文化诠释与评价的坐标体系。[18]
尽管如此，梁漱溟在文化哲学上将东西文化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头等重要、迫在眉睫的问题来对待，在现代新儒家中具有开创之功。他的文化哲学作为20世纪新人本主义的始初环节属于“全球保守主义”思潮的一部分。只是由于20世纪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其“保守主义”成为了“反传统的保守主义”。其所谓“反传统”，是指“梁氏的反传统思想与陈独秀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就其强调传统中国文化整体性的特质是由其基本思想（或精神）所决定，就其对传统中国思想与文化做有机式的界定，认为与现代西方文化不能相容这两点而言，在性格上是相类的。”[19]其所谓“保守主义”，是就梁漱溟文化理论呼应世纪之交世界范围的“对于现代西方文化过度的发展与对于孔子思想的精髓”的阐释上。就这一点而论，梁漱溟与陈独秀、李守常等有重大分歧，而与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暗暗合拍、步调一致。在海德格尔于现代文明社会的不可避免的颓落过程中，倾听自己内心深处良心的呼唤，以有罪的心理直面人生的困境而筹划自己的生活时，梁漱溟则以他“生命化了的孔子”去拯救处于前现代化与可能就会出现的后现代化的双重困局中的中国人。其历史的重荷为西方人所远远不及。这是梁漱溟特出于他的同时代人的地方。于此，似不难理解日本学者冈崎文夫的认定，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使中国知识界感到迷惑，不知道应该怎样作出反应”。[20]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在全盘西化之风鼎盛之时具有力挽狂澜的历史作用。他没有陷入枝节的研究，而是从整体上来把握文化精神。其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至高点上企图驾御人类文化的努力，对于时下唾弃传统的中国人，不啻震聋发聩。正如贺麟所说，在当时全盘西化，“大家对于中国文化根本失掉信心”的时候，梁漱溟的文化理论有助于恢复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