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与良知

作为儒家心学，梁漱溟与王阳明一样，均强调“自识本心”、“反躬修己”。

从这种立场出发，早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就将王阳明的良知等同于他自己的直觉。他说，为救宋儒“从事内里生活，又取途穷理于外”之偏失，“及明代而阳明先生兴，始祛穷理于外之弊，而归本直觉——他叫良知”。[2]梁漱溟对那种鹜外遗内、不关心内里生命的西方式求学路数一直抱批评态度。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的直觉已被理性所扬弃了。他说，理性乃“清明安和之心”，内心清明与否、和谐与否都是生命自身的事，“在人自见自知，自证自信，一寻求便向外去，而生命却不在外。今日科学家的方法，总无非本于生物有对态度向外寻求、止于看见生命的一些影子，而且偏于机械一面。和谐看不到，问题却看到了。……说问题都出在人身上，这话并没有错。但要晓得，问题在人；问题之解决仍在人自己，不能外求”。[3]在《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更将心视为宇宙生命的最大透露，心与生命同义，只要保持此心常在，自觉不失，即是达到宇宙生命的无对了。足见梁漱溟心学立场的一贯性。

但是，梁漱溟毕竟生活在东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本世纪20—30年代。在那个年代里，稍具有现代意识的人都知道单靠儒家传统难以应对和抗击西方科学的力量。向西方学习势在必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学习。梁漱溟在其中无疑是那种既反对全盘西化而主张保存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又反对保守复古主义而主张向西方学习科学和民主的极少数人中之一员。这种文化取向决定了梁漱溟不可重蹈传统心学复辙，而必须在传统精神价值的关怀中同时要给予现代科学精神一席之地。从其保守一面说，是要在传统精神的土壤中嫁接出现代精神来；从其开明一面说，是要在现代精神中保持传统的根本精神以自己应有的地位。这种环境和时代的逼迫就使向往心学的梁漱溟一定程度上越出了阳明心学的栅栏。

所以，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在批评宋儒“从事内里生活，又取途穷理于外”以及肯定阳明“祛穷理于外之弊”而归本良知之后，又批评宋儒“其失似在忽于照看外边而专从事于内里生活”，以及阳明亦“忽于照看外边”。须知，在梁漱溟看来，“所谓格物者实属于照看外边一面”。“阳明所说，虽救朱子之失，自己亦未为得。”[4]梁漱溟对西方科学“欲迎”的心理在此昭然若揭。可以说，梁漱溟对阳明的批评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从心学本身难以发展出科学为出发点的。(https://www.daowen.com)

“格物”诚然是“照看外面”的，“致知”则是“知至”。梁漱溟在《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中对阳明将“致知”解为“致良知”提出了批评。梁漱溟说：“知至”来自“致知”，“致知”来自“格物”，但都不可离开《大学》原文的上卜文关系来理解。“物”乃“物有本末”之“物”；“知”乃“知所先后”之“知”。“‘知至’与‘知本’同义”。“本”是什么呢？“修身为本”。这样，在梁漱溟看来，从“格物”而来的只是对“修身为本”的认识，只此而已，别无其它。但阳明解“致知”即为“致良知”，并视“致知”为修养功夫，是不对的。他同意伍庸伯对阳明的批评，说阳明为要凑合他自己的要求，不惜将“知本”之“知”转而为“良知”，虽“别具新义”，但却是不符合其在《大学》中的原意的。[5]

显然，按梁漱溟的理解，“格物”虽不必像朱子那样泛泛地格“天下之物”，但它是照看外边的。“致知”虽不是像朱子的“穷理”，但也不是阳明的“致良知”。而是“知”“修身为本”。

应该说，梁漱溟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与他的“文化三期重现说”是先后呼应的。他重视了“照看外边”，但更强调反归内里，照看外边最后要反归内里。“格物”的结果就是知道“修身为本”这一根本道理。我们由此可看出梁漱溟为儒家心学的自我更新所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