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理论

中国近代长期困绕人们的社会问题，其实是个文化问题。这是五四时代先进知识分子们得出的共识。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等人一样，梁漱溟亦深切地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沦于如此痛切悲惨的境地，传统文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不同的是，双方在谋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与道路问题上，产生了根本分歧。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看来，中国的问题是文化落后，因此，应该革除旧文化，急起直追西方文化。他们实际上是以西方文化为价值标准或参考系来评判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梁漱溟则认为，中国社会发展沦于今天的地步，并不单纯是所谓文化落后，而是文化“早熟”。中国的问题只出在“文化早熟之早”。但我们切莫忘记中国文化还有“早熟之熟”。在梁漱溟看来，既然西方文化可以成为评判文化的参照系并发展为一种世界文化，那么中国文化为何独不能？何况，中国文化之熟之好对梁漱溟来讲并不是抽象的，而是源于生活的存在体验；西方文化之弊亦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基于此，梁漱溟断言，西方文化并不是人类的理想文化型态，它已快到强弩之末，而真正能救世界救人类的倒是传统的中国文化。由于中国文化早熟，所以才有今天的局面。中国问题的解决必在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与自我改造。中国文化的改造与更新就是“老根上发新芽”。它不仅是中国民族与文化自救的真正出路，同时也是中国人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智慧。因此，作为中国民族真生命与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化是不可简单抛弃置之不理即可了事的。这是梁漱溟的观察。

作为一位“有了心思便要去行”的实践者，梁漱溟的“思想是从实在的问题中来，结果必回归于实在的行动中去”。[1]乡村建设理论便是梁漱溟的文化理论和文化理想向30年代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上推致而形成的理论思想。

依据他的文化理论，当今中国文化的自救实际上面对的是如何将中西两种不同人生倾向和态度、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系统在当代中国的时空点上整合起来，既要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又要将中国的态度“批评地重新拿出来”。这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结论向下落实在操作实践上，便会产生出单从理论推导看不出的新问题，这就又使梁漱溟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困惑。(https://www.daowen.com)

总体看来，在30年代的中国众多的乡建派别中，唯独梁漱溟在其理论基础与具体操作实践二者的统一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可以说，在对问题认识的深度上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上，他都没有就事论事，陷入具体的枝节，而总是念念不忘乡村建设的根本宗旨，以及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代社会的使命担当。或许，正是由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担负了沉重的历史重托，而使他的乡村建设遭到对中国问题持不同意见者的强烈批评和反对；或许，正是由于他担负文化使命的社会运动最终没有落到实处达到预期的结果，使梁漱溟对人的本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从而影响到他后期思想一定程度的变化，而体验到为“仁”之不易。

可以说，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运动，乡村建设并没有获得梁漱溟预期的目的，它在日本人入侵中国的隆隆炮声中被迫中止了。今天，人们都不再斤斤计较其成功与失败的主客观原因的追寻上，那并没有什么意义。问题在于，乡村建设运动是梁漱溟文化理论不可多得的一次实践，是其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现实表现。因此，将乡村建设的具体方法与举措还原到其文化理论问题上来，重新审视其文化哲学，才是真正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