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最后的堡垒

在梁漱溟的人生哲学中，有一点是不能完全置之不理的。这就是他作为个人生命奋进的极限、也被当作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归宿、晚年以之作为最深层次的生命堡垒——佛家人生思想。

梁漱溟理解的佛家之学，是从迷妄生命中求解放之学。在梁漱溟看来，佛家所关心的，是生命层次上最深的问题。我执与法执，合称二执，是一切活东西（人与动物）所以向前活动不已的根本。二执中又分分别执与俱生执。俱生执乃与生俱来的，产生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前。要真正破除二执，只有出世。出世才是生命的彻底改造。

梁漱溟认为，只要有生命存在，他就难免陷入不自在、不自由、不自主、不自觉、被动与机械中，生命的本性虽然在于不断地超越这些机械与被动的方面，成为自由自主的，但却不可能彻底摆脱生命的羁绊。无论到什么时候，人类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梁漱溟认为，只有无生，即出世，才是生命彻底解放之途。因而，对于世间而言，生命的彻底获得自由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它是生命超越的极限，正象“自在之物”之于康德的知性认识一样。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梁漱溟还断言，只要有世间就必然存在出世间，人类文化发展的最后归宿必然是佛教产生地——印度的文化。或许，人们对他前面的断言可能还不无同情，而对后面的人类文化发展趋向的料定可能就大不以为然。但是，对梁漱溟本人而言，此事无可疑，这有他的人生态度决定文化类型的思想作基础。

然而，不管怎么说，梁漱溟个人一生的经历中确实有佛教的人生哲学思想在发生作用，而且不能低估它的影响。一方面，佛教人生哲学是梁漱溟在逆境中往往借以勖勉情志、安顿人生的信仰；另一方面，佛教人生哲学也是他儒家人生哲学的必要补充。

在梁漱溟一生中，除了从十六七岁到29岁这段时间倾心向佛之外，晚年政治上挨批判时也同样有意于佛。他还多次在政协小组会上发言声明：其改造不了的思想，就是佛家出世思想，还说：“我的人生思想其根柢是佛家的出世思想。”[31](https://www.daowen.com)

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梁漱溟这话指的是，他的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是以佛家出世的态度和境界作为背景与力量源泉的。如果说，梁漱溟心中的儒家是不断地在人生实践中趋近绝对的实践过程，那么，梁漱溟心中的佛家就是这个绝对本身。而且，儒家与佛家在梁漱溟那里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他们同是关于生命本身的学问，二者在实践中的交织构成梁漱溟的人生哲学。或者说，作为绝对本身的佛家人生态度与精神境界是具体地落实在那个无止境的趋近绝对的生命运动之中的。

事实上，梁漱溟正是以“出世的精神干入出的事业”。作为个体的人，梁漱溟是极其倾向于出世的，因为，那才是生命究极的解脱；作为类生命的表现，梁漱溟则有强烈的使命感，为国家民族可谓“慷慨担当”、“苦心孤诣”。因为，他不能只作“自了汉”而置国家民族乃至天下苍生而不顾。两种精神结合在一起，故而形成“出而不出，不出而出”的人生态度。

在与学生朝会时，梁漱溟讲到“圣人”“悲悯”的心境情怀。梁漱溟说：“人类生命当真是可悲悯的。因为人类生命是沿着动物的生命下来的；沿着动物的生命而来，则很近于一个动的机器，不用人摇而能自动的一个机器。机器是很可悲悯的，他完全不由自主。”[32]人到了“悲悯”的心境，自己就高超了一层，自己不再跟自己打架了。所以他说，宗教是很有力量的，他能够帮助人“忏悔”、“自新”。所谓“深心大愿”、“发愿”、“立志”也是与这种近乎宗教情怀的“悲悯”有关系的。人只有有了“悲悯”的心境，才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愿，也只有到了“悲悯”的心境，才会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总之，“悲悯”、“忏悔”、“自新”才能开拓出一种新生命来。在乡建运动中，梁漱溟则真是“以出家的精神做乡村工作”。他说：“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作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象和尚到庙里去般的到此地来。”[33]这里，能使梁漱溟拿出这样一种精神力量来从事乡建运动，实际上也是与“悲悯”的心境对当代中国社会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一种不舍众生、不住涅槃般的关怀。梁漱溟出世的精神在实践上转化为舍生忘死的入世精神。

因而，作为儒家，佛家的情怀与精神在梁漱溟的人生哲学与实践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佛家作为梁漱溟思想与实践的终极指向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