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改造与人生态度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整体的，其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也是一样。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体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亦不可分割。梁漱溟不同意那种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割裂开来，从而认为中国的物质文明被粉碎、道德等精神文明却不致同归于尽的说法。然而，若就其中的关系说，精神要比物质更为根本，文化是政治与经济的基础。物质不过是精神结出来的果实。所以，梁漱溟说：“政治制度并非文化的根本，只是一点枝叶”；“中国问题原来是浑整之一个问题，其曰三问题者，分别自三面看之耳。此问题中，苟一面得通，其他皆通；不然，则一切皆不通。”[6]既然问题本身是浑整的一个问题，那么，问题的解决也应该是同时并到的。所以，梁漱溟又说：“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此不必虑、亦不待言者。吾人但于此政治经济之实际问题上，求其如何作得通，则文化问题殆有不必别作研究者。”[7]梁漱溟自信地声称：“中国政治问题必与其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8]中国问题之解决是一个彻底、根本的解决，枝枝节节的改革是不能成功的。“要改革就从根本上改革起。”
那么，所谓的“彻底的改革”、“从根本上改革”究竟要改革什么呢？
显然，根据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改革的对象应该是人生的根本态度。在梁漱溟看来，文化作为“生活的样法”是由人生的态度所决定的。因此，文化的改造或社会的改造最终都归结到人生态度的根本改革之上。人生态度不变，单纯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均不可能实现社会改造与文化改造的任务。
为了说明社会改造与文化改造最终必落实到人生根本态度的改革上，梁漱溟曾分析了传统社会一治一乱的周期循环而无革命的历史，指出问题的根本就在文化的早熟，人生态度拿出得太早。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曾认真地分析了传统社会的所谓“治世”与“治道”，并力图从中导引出问题的答案。
所谓治世，就是孔孟儒家理想的太平盛世。具体说起来，就是国君天子“尽他兢兢业业以自维持其运祚之道；士农工商四民亦各能在其伦理上自尽其道，在职业上自奔前程”。[9]各人安于其位，发挥自己的作用，相互配合，社会构造见其妙用，一切关系良好，就是太平治世。就乡村建设运动而言，自然是为此理想治世而努力的。但治世终究是外在的，是表现出来的方面。所谓治道，宽泛地说，指全部社会构造，及一切所以维系而运用之者。扼要地说，乃“修身为本”（或向里用力之人生），其根本精神则在人类的理性。治道亦即是孔子之道，中国传统的伦理情谊、理性精神。梁漱溟认为，治世为治道之用，治道为治世之本。治道必显表于治世，治世必溯源于治道。治世虽亦恒有，但终免不了乱；而且历史上一治一乱像是周期循环的。乱从哪来的呢？梁漱溟认为，源于“人心放肆”。放肆便是力向外用，悖乎治道，理性失去了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作用，君主、士人、众庶各不安其心，于是乎天下大乱。乱极复治，天下又归太平。乱久则治，治久又乱。因而中国历史上只有周期性的一治一乱，而无真正的革命。原因何在呢？
问题出在文化早熟之“早”上。梁漱溟认为，虽然中国人文化成熟早，强调向里用力，但此种人生态度因拿出得较早，超越了社会发展的程度，所以要坚持它比较难；相反，那种向外用力的第一人生态度是接近生物生活的人的本来的态度，坚持起来则较容易。治道要求的讲理、反省、节制、自己策勉，所需于心理上的努力甚大；相反，则较容易。梁漱溟还说，第一、第二两种人生态度对人而言同时有其必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虽然理性要求人们禀持第二种人生态度为重，但实际上往往难以避免地又须抱有第一种人生态度，二者处于起伏交战状态。梁漱溟把历史上的“天理”与“人欲”、“义”与“利”、“精神需要”与“物质需要”的关系解释为他的第一人生态度和第二人生态度的关系，并认为社会的治乱与此人生态度的牵掣不无关系。
如何走出历史的循环呢？
这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对传统文化以及决定传统文化的人生态度来个彻底的改造。这一改造的实质就是“在如何使一般国民在采取西方要求争持竞争的态度”之同时，还要禀持中国固有的旧的人生态度，即道德人格的完善。[10]这大概就是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所说的“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又“批评地重新拿出自己的态度”的真实含义。
梁漱溟所谓的人生态度的改革，就落实到人的精神陶炼上，也就是要培养精神超脱、道德境界高尚的人才。无论是在“河南村治学院”，还是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在人才的培养问题上都注重人的精神的塑造和人格的树立。在山东时还为学生开设有“精神陶炼”（原名“乡村服务人员之精神陶炼”）一科。“精神陶炼”的宗旨，就在于启发人们的“深心大愿”或“大志愿力”。[11]这种所谓“深心大愿”或“大志愿力”，实际上是精神或道德本体对于物欲的超越性，是人的精神寄托和信念，是人们通过内在的修养或主观精神努力可以实现的那个可能性。[12]这种精神的陶炼比之技术的培养，在梁漱溟的乡建思想中占绝对主导的地位。
同时，在道德人格的培养过程中，梁漱溟相信，圣贤特出的人格感召力和对社会的范导功能是必不可少的。在《朝话》中，他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更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所信赖于他。然后散漫纷乱的社会才仿佛有所依归，有所宗信。一个复兴民族的力量，要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形成。”[13]这样为“大众所信托的人格”当然在古代就是圣贤，而在今天，就是要做圣贤的知识分子了。他说，中国不同于西洋，西洋人崇尚智者，中国人则崇尚贤者。中国“如果有团体组织，那末，这个尚贤的风气仍要恢复，事情的处理，一定要听从贤者的话。”[14]显然，没有上帝信仰的中国人遭到信仰上帝的西方人的攻击，精神系统出现危机，必须为其寻找一个安心之所，这是当务之急。只有精神高尚的人才能担当此稳定人心的作用。
梁漱溟看得很清楚，中国社会的维系主要依靠的，既韭宗教也非法律，而是道德理性。道德起作用的内在机制则要靠人们的“自力”与“愿力”。这种“自力”与“愿力”不可能先验地存在，而只能靠后天的培养和启发。然而，问题是，老中国原来独立的传衍其礼俗制度的环境遭到了西方文化的破坏，从一定程度中已中断了理性下衍之脉。现在要把打乱了中断了的东西重新理顺，真是百废待举。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使人生安定，精神有支柱。但是，人生的理想与信仰从哪儿来呢？既然宗教不能给中国人提供精神家园、灵魂的栖息之所，法制的观念也淡漠得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启发人的“自力”与“愿力”，要使中国人的精神安顿下来，就只能是儒家的“圣人”才行了。显然，梁漱溟的乡建没脱离儒家“圣贤”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