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乡村组织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分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两大部分。其所谓认识问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状的分析认识。所谓解决问题则是力图在传统文化与他的文化理想间找到一条由此达彼的桥。对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的分析已如本书第三章所述。问题在于，中国文化具体地将如何从目前的窘境中走出来，从而担当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责任。

按照梁漱溟的文化理论，中西文化走着不同却又彼此相关联的路。从人生第一态度出发，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社会（近代）分裂为阶级，成就了生活中的个人。相反，中国人的第二人生态度决定了他的家庭生活偏胜、伦理本位，个人的生存是为了伦理关系。相形之下，中国人由于缺乏集团生活，纪律性差，组织能力亦极其有限。其最显著的短处之一就是“短于集团生活而散漫无力”。[15]然而，即便如此，若不是外族入侵，中国社会将仍旧维持他原来的秩序：散漫、放任、和平、幸福的日子，没有许多教派之争、阶级之争、国族之争的惨祸。最多不过是一治一乱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若不是异族之侵略，它很有可能长此终古。

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是“散”，那么最近几十年则是“散且乱”。乡村建设首先面对的是散乱的社会现实，没有秩序。因此，要解决问题，首先就必须恢复社会应有的秩序，结束目前散乱无序的状况。为此，梁漱溟提出了乡村组织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梁漱溟的乡村组织，实际上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新社会结构。他说：“这一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这两项很要紧，西洋人也将转变到这里来）。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西洋人的长处。”[16]这个乡村组织主要有两个基本要点，一个是以理性求组织，一个是从乡村入手。所谓以理性求组织，指的是这个情谊化的组织或教育化的组织，纯粹是一个理性组织，它充分发挥了人类的理性，容纳了西洋人的长处。

梁漱溟认为，西洋人的几点长处，正好能矫正中国人的弱点。比如，西洋人重团体组织——可纠正中国人的散漫；西洋团体分子对团体生活会积极参加——矫正了中国人消极被动之病；西洋尊重个人——比较从前增进了中国人个人的地位，完成了个人的人格；西洋财产社会化——增进了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梁漱溟认为，乡村组织里把西洋的长处统统容纳了，毫无缺漏，故而可以说这个组织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并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它是由中国伦理精神与西方民主精神相融合而建立的一种新型礼俗化的社会组织，在历史上是空前的。相反，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其社会组织构造，都是从一种机械过程不自觉地演成的。新型的乡村组织因贯彻了人类的理性精神，而给人们提供了各自得以发展完善的场所。其中，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自觉的认识人生互依之意，他们的关系是互相承认，互相了解，并且了解他们的共同目标或共同趋向。可见，乡村组织是梁漱溟儒家社会理想的现实载体，是乡土中国和儒家文化重建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的表现。

梁漱溟引用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性异化现象的反感来证明乡村组织的生命力。杜威说：(https://www.daowen.com)

“这样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在最有社会性的团体里面，还有许多关系仍然缺乏社会的精神，无论在任何社会里，仍有很多人的关系好像机器一样，彼此没有充分的交通作用。许多个人彼此利用，只管所要得的结果；至于被利用人的感情与理智的倾向怎样，心里情愿与否，都一概置之不顾。这种利用，不过表现物质的优越，或地位、技巧、艺术及操纵机械或经济工具的优越罢了。假使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教师和学生的关系、雇主与佣人的关系、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仍然还在这个地步，无论他们各个地活动怎样接近，总不能组成真正的社会团体。”[17]

借助杜威的描述使梁漱溟更加坚信他的乡村组织是最进步也是适应时代潮流的组织。这个美好的乡村组织是不是一个乌托邦呢？梁漱溟说：完全不是！人们要是了解他的一贯态度与主张，就会明白他“实实在在地看清楚了中国要往这里去”，“眼前的中国，只能成功这个，不能成功别的！这是事实上的必要，天然要如此！”[18]因为，中国没有法子机械地不自觉地演成一个组织。中国缺乏那样一个大的机械力量。一方面，可说因中国经济落后，够不上机械；另一方面，中国又理性早启，超过了机械。这样，事实逼迫中国以理性来组织乡村。

为何必须从乡村入手呢？

梁漱溟说，从浅的方面看，中国这个国家，仿佛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要求组织，若组织家则嫌范围太小，但一上来就组织国，又未免范围太大；所以乡是一个最适当的范围。有形的事实是乡村，无形的道理是理性。他说：“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19]深一层次看，中国的经济建设若没有农村的复兴，固难想象，而于都市中以理性求组织亦相当困难。梁漱溟从农民生活、职业、环境与性情脾气的关系，劳动操作对象、季节周期变化的缓慢、农业生产的特点、乡下人的乡土观念，中国伦理本位、情谊社会的深厚、乡村对于都市的本末关系，以及培养人的新习惯要从小范围入手等等方面，说明之所以要从乡村入手组织乡村的道理。

乡村组织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国古代所谓的“乡约”（主要是宋代吕和叔创造的）同样具有组织社会、维护社会秩序、调节人际关系的功能作用。二者同样具有梁漱溟所说的理性精神，而与纯粹只起着维系社会秩序的现代地方自治有别。但乡村组织从根本上是不能等同于“乡约”的。乡村组织是“乡约”的补充改造。它将“乡约”消极的彼此顾恤变成积极的有所作为，如组织乡村，共同积极地兴办事业等。在继承儒家鼓励人生向上、志气提振的同时，把个人主观精神的努力看成与社会改造是一体的，这种文化使命与社会改造的历史使命的担当精神，是为乡约所没有的。最后，乡村建设是不能依靠政府的。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革新运动，文化运动靠政府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就会愈来愈机械，愈来愈推不动。古代的“乡约”就失败于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