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新问题的出现
全国解放后，梁漱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从理论上看，梁漱溟曾经认为，中国不可能走俄国十月革命同样的道路而取得成功。按梁的看法：中国传统社会阶级缺乏，缺少革命的有生力量。传统社会只有职业的分途，没有阶级的分野，因而没有形成所谓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既然如此，那么，中国革命要走阶级斗争之路就是不可能的了，既缺乏革命的力量，也缺乏革命的对象。他认为，阶级斗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从现实来看，梁漱溟则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他当然不可能选择国民党。早在1946年，梁漱溟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对国民党甚是了解。近在1949年，他本着争取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于2月13日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论和谈中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一文。其中，措辞激烈，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而又不负战争责任的态度进行了严厉批评，当时还拒绝了李宗仁代总统所发出的参政邀请。至于共产党，梁漱溟当时说：“共产党是不好说话的，说话不对他的意，就可以被看作是敌人。而一经遭到敌视，虽有善言亦难邀好的考虑”[42]再加之梁漱溟在理论上亦并不认同共产党的大政方针与根本路线，所以，在全国解放前后，他不仅拒绝国民党发出的参政邀请，也婉拒共产党请其任政协委员之邀，和双方都保持相当距离，坚执其所谓“只发言、不行动”的立场，一心只在他的教育改革和主办勉仁文学书院上。
然而，现实并不允许梁漱溟这样的社会知名人士保持消极旁观的态度。1950年元旦，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梁漱溟离川北上，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梁漱溟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热情、诚恳的接待，后者再次向梁漱溟发出参政的邀请。梁漱溟虽然盛情难却，但仍表示还是先将自己摆在政府外边可能更好些。此时，梁漱溟与中共的距离自觉缩短了，但他还没意识到他多次拒绝毛泽东可能带来的后果。
1950年4月至9月中旬，梁漱溟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在中共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关照下，开始了对河南、山东、东北各省的参观考察。所到之处，受到很高的礼遇与盛情款待。这次考察，使他对中共新政权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认为自己的确看到了一些他在旧中国想看到但却根本看不到的东西。他说：“最基本的就是我看见许许多多人简直是死了，现在又竟活起来”[43]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正经地干，很起劲地干，乃至彼此互相鼓励着干，有组织配合地干。大家的心思聪明都用在正经地方。[44]1951年5月，梁漱溟又到南方四川合川县参观土改。的确，建国之初的党风、政风、民风的新气象给梁漱溟耳目一新之感，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改变着原先对中共的消极态度。梁漱溟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中说：“所谓三年来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实，竟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而奠立了。”[45]新政权的确立，过去几十年混乱的局面根本消除了，而且，好多事情在从前看来是行不通的，强行干涉就会招出大乱子来的，然而今天居然行得通，并且还在继续推广。如其不是亲身体验过来，你简直不相信；而一经生活于其间，亦就毫不奇怪。[46]
梁漱溟在接受和消化新刺激之时，就开始写文章反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虽然，梁漱溟的反省不自觉地可能正好符合当局政府的意图，但这也丝毫不能影响梁漱溟真诚的心迹，他在如此巨大的变化面前，思想上不可能不发生转变，只是转变的速度似乎仍跟不上要求。
1950年10月1日，梁漱溟在《进步日报》上撰文《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历述他去东北等地的亲身感受。次年，自四川合川回京后，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陈述其思想的变化。后文分别就旧日中国是否是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发展是否可能有特殊，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问题，中国问题是否要从阶级斗争中求解决，是否接受唯物观点，中国革命由谁来领导以及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最重要的是，梁漱溟一直困惑的理论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这就是中共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阶级斗争何以能使中国建立统一的政权的问题。原来他读到北京市长彭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话，他们（共产党）加入在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而且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具有至少是不亚于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现在这种党员的实际社会成分，已经不是农民，而是革命职员或革命军人。所谓农民成分，对于他们不过只是一种历史成分。（他们早已脱离了小块土地和小生产对于他们的束缚和局限性。）这样，由于“把他们从一个知识分子或农民怎样在特殊境况中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说出来”了，遂使梁漱溟“恍然而得其解答”。[47]至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梁漱溟并没有改变其中国传统社会“阶级缺乏”的观点，不过他又认为，“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48]因为：“既然客观形势上中国不可免地要卷入世界旋涡，而终必出于阶级斗争之一途，那么，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眼前的事实即是其证验。”[49]
1951年12月31日，在致留寓香港的唐君毅的一封信中，梁漱溟真诚地告诉老朋友“国内情形总起来一句话：‘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并嘱其返归大陆。[50]梁漱溟耳闻目睹社会的崭新变化，内心着实兴奋。也许旁人看不出来，其实内心正是“打破纪录”了。[51]这就算是梁漱溟对新问题的初步求解了。(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就在梁漱溟的思想伴随着新中国的变化自觉不自觉地也发生转变的同时，他却接二连三地受到了人们的理论批判和思想清算。梁漱溟几年前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的主要观点都受到马克思主义者们从意识形态理论角度的批判。他们批判他不仅没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自己过去的思想理论进行批判，反而在“宣传他的旧思想”。批判还有不断升级的趋势。有人说梁漱溟早年创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实际上充当了“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韩复榘的“活武训”；还有文章说梁漱溟的理论体系“其基本观点是反科学的唯心论，其阶级意识是维护地主士绅统治下的封建秩序，其办法是调和持中，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换句话说，这正是封建的反科学的思想体系”。对于这些意料之外的批评，梁漱溟觉得是无的放矢，没有意义，奉劝人们回去好好读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事实上，梁漱溟既没有放弃他的文化理论，也没有明白当前人们对他的批判背后的政治原因。他认为他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在他的理论与现实事实间求得融通之道，即求得“当前新事实和我的旧理论之间的那个‘通’”。[52]
事实很快就证明，梁漱溟不可能在变化了的新事实面前继续依然固我，奉行他原来的理论。
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公开争吵使人们对梁漱溟的批判以及他的自我反省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
1958年，梁漱溟在回顾其思想变化历程时说，当时，他虽然对阶级斗争理论有所领悟，也认识到应“分清敌我，自己应当向人民靠拢，不要再作人民的公敌”，虽然所有这些在意识上似乎都明白，但却缺乏切实的感情作内容。且“还沿着唯心的老路子，满怀以好人自命”，以“慨慷担当”、“苦心孤诣”自豪。“所以当1953年听了周总理指斥我过去怎样反动，依然意气很盛，好像觉得：对我施高压手段，那我是不受的；毛主席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次打击我，怕未必有把握。过去那些事我总还是为大局，谁也拿不到我什么短处。这次发言我更是好心好意……。还悍然自以为是，所以才在18日会上对主席和党表露了极大狂妄。”[53]事后，梁漱溟表面上仍很平静，若无其事，但从此便告假居家，不再有往昔的自信与坦然了。
自1955年至1958年的整风运动，梁漱溟在各种大小批判会上不断接受马列主义的洗礼。和任何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样，梁漱溟头脑里所积淀的不合时宜的旧思想，都要被清洗掉，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占领这块阵地。梁漱溟没有抗拒。但是，他对马列主义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而不是从哲学方面加以承认的。因为马列主义就世间法而言，他对它完全承认，但马列主义不认为有出世这回事，没有对生命究竟的答案。[54]由此，梁漱溟还发挥说，光思想改造还不够，问题在生命上，要改造生命才得免于错误。对于释家的生命寄予，梁漱溟认为就他个人而言，思想改造是无济于事的，“其所以改不了是因自己还认它为对而不能破它”。[55]他说，虽然佛家出世不免有碍于人在政治上的积极性，然而同时又为自我改造（即生命改造）最彻底的功夫。这里，正像梁漱溟一直坚持的那样，宗教确具勖勉人的精神、稳定人生的作用。
对于梁漱溟的自我批评，有人开导他说：你有自我改造的要求不假，拥护党的领导亦真，你说违反自己的初心本愿而承认错误，是可以原谅的。但你还不曾根据同一道理检查出大致相等的其他错误。比如整风是全国普遍任务，并不止于你一个人自我改造之一事。你在整风会上从不给任何人提意见，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请假不到，这不是不履行任务是什么？再如领导号召鼓足干劲，而你却消极冷淡，则又何所谓响应号召。……梁漱溟听罢“恍然明白，点头承认”，只是可惜，这些问题自己却无法解决。[56]
事实证明，正因为梁漱溟只是自己忏悔，并未顾及给任何他人或党派提意见，才得以平安度过风风雨雨的1957年。这不是梁漱溟有远见，也不是吸取1953年的教训，而是他觉得自己的问题都未有结果，哪里顾得了别人。至于党，在他看来，党和党的领导是“绝对高明”，“实在了不起，简直无话可形容。返观自己，简直太蠢了”[57]，怎能给别人提意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