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在为中国文化找到其应有的位置并确立了他的理想文化模型之后，思想上的困惑与人生的烦闷至少暂时得到了解决。做了孔家生活，人生自然有了归宿，精神有了支点。如果像梁漱溟自己所说的“人的生活要靠某种意思来处理”的话，那么，现在，梁漱溟的“意思”是有了。有了主意，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这种“意思”，即如何随着主意去“行”了。一方面，他要心明眼亮地走路，绝不“走闭眼路”！另一方面，他又是位“打了主意就去行”的人，而不是光打主意不行动的人。理论与实践二者的统一原则使梁漱溟很快投身到了“文化中国”即乡村建设运动中去了。
不过，这里，却先有点小小的波折。本着宣传和解释孔家生活的设想，梁漱溟于1922年以及以后的两年内，四处讲学，颠簸劳神，一度还热衷于政治问题的探讨。1924年秋，他前往山东荷泽曹州府，主持曹州中学和重华书院的创建事务，但很快就重返北京，闭门谢客，居清华园，整理起先父遗稿来，最后终成《桂林梁先生遗集》，又撰《年谱》一卷，《思亲记》一篇。他一度又和一干亲信弟子于西郊大有庄赁屋讲学。总起来看，从山东回京以来，梁漱溟的情绪在二三年内一直处于低潮，除整理先父遗稿外，基本上没有著述，也很少外出。
1927年5月，梁漱溟与学生王平叔、黄艮庸一行南下，见陈铭枢于上海，旋即又应李济深之邀前往广州。一见面，梁漱溟就不客气地向老朋友李济深大泼冷水：“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所希望的都是做不到的！”因梁漱溟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故亦未及深谈。同时，梁漱溟拒绝了李济深要求他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请求，到广州乡下黄艮庸家闲居读书。当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出现矛盾后，再次恳请梁漱溟出面帮忙时，梁漱溟才认为时机已成熟，便趁机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当今的中国社会，实际上不能不是些分裂的小局面，某些个人掌握着这些小局面的权力，这些掌权的个人，下焉者便为祸于地方，上焉者或能作些建设事业，但这些都不是我梁漱溟所能希望于你的。
那么，梁漱溟寄希望于李济深的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这条路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乡治”。在此后两年时间里，梁漱溟一直在广州酝酿构筑他的乡建理论。
乡村建设运动是梁漱溟文化理论的一次社会实践，也是他“文化中国”理想的一种尝试，是他为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所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有别于苏俄共产党的第三条出路。
此时的梁漱溟，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对民族的历史担当。但在如何解决中国民族未来的出路问题上，他既不同意随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全盘西化之路，也不赞成走俄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之路。他当时认为，这两条路都不合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策略，也不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在他看来，中西文化实际根源于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在中国，也没有西方那样的经济上之阶级分野。由儒家文化浸润的中国如今还仍然保持其传统的是乡村。都市已被西方的工业文明打开了缺口，传统正在消失。因此，中国问题的重点是在乡村，乡村是如今中国社会与中华民族的基础。中国问题的解决不能外于乡村问题的解决。乡村问题解决了，中国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离开乡村来谈什么中国的革命问题，只是些枝节皮毛。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是乡村问题。
其实，从形式上看，不独梁漱溟有这种认识，当时的知识阶层，不少人都有着这种共识。乡村建设团体亦如雨后春笋。较早的有中华职业教育社、华洋义赈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其后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但是，这些机构及其主事者，在如何解决乡村的问题上，路子是不一致的。对于梁漱溟而言，摆在面前的“问题”则是乡村社会与孔家生活即儒家文化重建的历史重任。因此，梁漱溟倡导的乡建，并非单纯的教育运动或建设运动，而是融建设与革命为一体的“文化运动”，人们称其为“对中国现代化运动之西方模式和苏俄模式之困境的回应”[32]，或“儒学的现代化”运动。
为取得乡建的初步经验，梁漱溟曾先后参观过一些乡建基地，如南京陶行知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院，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改进试验基地河北定县瞿城村，还考察了山西村政的实际状况。虽然对他们试验的宗旨及某些组织设施、操作方式并不一定赞同，但梁漱溟基本上达到了目的，为日后的具体工作作了必要的准备。(https://www.daowen.com)
1929年夏，经王鸿一介绍，梁漱溟认识了正在筹办河南村治学院的梁仲华（后任该院副院长，院长为彭禹庭），梁漱溟应邀帮忙，实际担任教务长之职。学院的一切章程、指导思想以及办学方向基本上皆由梁漱溟依据办学宗旨及实际情况拟定。自然，梁漱溟也是本着他自己一贯对传统文化及乡村社会的认识，并参酌他过去在办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当时人们乡建的经验而制定的。梁漱溟还担任了乡村自治组织学课程的讲授。可惜，由于学院的实际支持者韩复榘突然离豫，结果只办了一年，学生也只招了一期就停办了。同时，梁漱溟还担任《村治月刊》主编。
1931年6月15日，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支持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正式成立。院长梁仲华，副院长孙则让，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陈亚三为训练部主任。梁漱溟承担的主要工作就是提倡乡村建设研究，具体任务则是研究山东本省的乡村建设方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对于扩大乡建的力量，密切与乡建兄弟团体的联系，组织中国乡村建设学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3年7月，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了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几年间，该会在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举行年会，把乡建运动进一步推向了全国。
但是，乡建运动是“并不成功的实践”。正像梁漱溟自己所承认的，“乡村运动”的结果，是“乡村不动”。梁漱溟并没有在乡建运动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蓝图。乡建运动在日本侵略者轰轰的炮火声中不了了之。
对于梁漱溟本人而言，乡建虽不成功，但通过这个运动却使他对传统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和修正了他过去的文化理论。作为一个“经世”的儒者，梁漱溟从事的乡建运动其实就是他的“思想见之于行动的具体表现。”[33]
从1930年至1936年，梁漱溟全身心投入到中国问题即乡村建设运动之中。作为思想家，他这时的文字著述及演讲的主要论点，基本上都收入到1936年1月和1937年3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先后出版的《乡村建设大意》和《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两书之中
此后几年，抗战军兴，梁漱溟为中国民族问题而奔走。1938年1月1日，作为国防参议员，梁漱溟飞往西安，并自请视察陕西。他的真实目的是到延安，想了解“中共之转变是真是假”，以及中共对于国家统一的看法。[34]他在延安共停留18天，见到了中共许多高级干部，并与毛泽东长谈，于1938年1月25日回抵西安。一年以后，梁漱溟又由成都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最后到达山东等省，以了解敌后人民生活及抗战的情况。作为第三方力量的参政员，梁漱溟还参予了抗战时国共两党间矛盾的调停工作。1941年春夏，他以民盟中央常委的身份，被派往香港创办报纸《光明报》，宣传民盟的宗旨。同年8月，梁漱溟任报社社长，萨空了任经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光明报》被迫停刊。梁漱溟于1942年1月21日，返归桂林，并在这里隐居三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