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族生活偏胜

团体与个人是西方人面临的老问题。全部西洋史可以说都表现于这一问题上面。西方人之所以总会遇到团体与个人间的矛盾，乃因为他们集团生活偏胜，家族生活相对较弱。相反，中国社会人们于集团生活缺乏，而于家族生活偏胜。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梁漱溟看来，这是由于中国人禀承理性至上，人要担当起自己的全部伦理关系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人的伦理关系其实具体地就直接落实在家族关系上，然后由此以及远。所以古语说，“孝悌为仁之本”，“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无怪乎人们说“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有鉴于中西集团生活与家族生活的殊异，故而中国有所谓“族民”而无西方人所谓“市民”，有族自治或乡自治而无西方的市自治。由根本的文化精神所决定的社会构造以及生活环境的差异，从而也就使中西人民的情操习惯也自然就是两个面目了。西方人在集团生活中，养成遵守社会公德、关心集体、国家等等习惯。但在家族生活中，社会义务与责任的约束要淡薄得多。中国人在家族生活中，养成其对家族伦理的担当精神，对于身家之外的东西则漠不关心，国家集团观念淡薄得很。由此，也就使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如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制精神，也缺乏向集团社会要求民主、平等、自由等权力的观念。中国就是有法律，也难以照章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