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建结局的思考
无论梁漱溟本人怎样寄厚望于乡村建设运动，怎样以“出家的精神做乡村工作”，怎样以独立于政府的主观态度来从事乡村运动，但他所有的努力在不可更改的事实面前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由此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双重的困局：乡村运动的结果是乡村不动；强调独立于政府却又不得不依靠政府。这又是梁漱溟面临的新问题与新困惑。
梁漱溟看到，尽管他与他的同人满腔热忱地献身于改造社会改造人生的文化运动，组织农民，办村学、乡学，建设乡村，而乡村却并没有他所期待的反应，激不起农民的热情，他们反应冷漠，也谈不上真正积极的合作。没有他所希望的乡村运动的主要现实力量的同情与支持，梁漱溟似乎意识到了这将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天真的热情并不能弥合他们与农民由于环境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隔阂。“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并未和农民真正打成一片。[23]“我们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24]相反，被梁漱溟断言不能成功的共产党却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进行农民运动，解决农民切身关心的土地问题，而受到欢迎。梁漱溟反省到：“农民为苛捐杂税所苦，而我们不能马上替他减轻负担；农民没有土地，我们不能分给他土地。他所要求的有好多事，需要从政治上解决，而在我们开头下乡工作时，还没有解决政治问题的力量。那么，当然抓不住他的痛痒，就抓不住他的心。”[25]这不只是乡建中的技术问题，而关涉到梁漱溟以人生态度来观察文化并以此来从事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问题，甚至也与儒家观察人的道德视角有关。
再者，乡村运动本来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既说社会改造，那就不应当接近政权，依靠政权。”“就应当夺取政权来完成社会改造！你既不否认他，而又顺随他在他底下活动：那末，你本身就失掉了革命性，又怎么能完成社会改造呢？”[26]河南村治学院与山东建设研究院实际上先后都是由军阀韩复榘所支持的。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不可能真正独立于政府而又不可能推翻政府实现社会改造，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根本精神上的儒学品格；一是现实生存上的需要。梁漱溟说：“至于我们落到依附政权，则也有不得不然者。头一点，说句最老实的话，就是因为乡村运动自己没有财源。”[27]乡村运动实际是教育人、培养人的新习惯的文化运动，并非实业，也不是破坏性的革命，它是项只能慢不能快的工程，必然需要稳定持久的财源作保证。这个财源不能靠别的，只有靠政府。而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最终只能是一种文化运动，则是由于乡建以儒家的理性精神为指导所决定的。因而，归根结底，儒学的品格决定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改良主义”的基本面貌。
然而，对于梁漱溟而言，最令人困窘的问题应该是，按照伦理情谊道德精神所设计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何唤不起深受儒家伦理精神浸润的乡间农民的道德情感呢？相反，专事政治军事活动，强调阶级斗争又以土地分配农民的共产党，为何能唤起中国农民的献身精神呢？本来，禀持人生存在体验的梁漱溟不认为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是有分别的，认为二者就是一个生活，都是精神生活，不必于精神生活之外分出一个与其相隔的什么物质生活，也没有与物质生活相脱离的精神生活。[28]但既然二者有其分别，那么也不妨承认二者各自都在人的生活中占有一定位置。如侧重物质生活一面的西方人过的是本来的第一阶段人类的生活，侧重精神生活一面的中国人则进入了早熟时期。但是，现在，梁漱溟不得不再一次审视人的问题。对儒家理性与人的关系的再次思考使梁漱溟进一步认识到人的两面性，身心关系的复杂性，儒家为“仁”之难。所以，后来，梁漱溟一再强调，儒者见体难，难就难在它不破二执、断二取，还要见本体。
就乡建运动本身而论，梁漱溟曾寄以拯救中国出当前衰败悲惨的境地，同时又向世界贡献中国人的智慧的双重厚望，力图将东西文化之优长处即西方人向上要求自己的权利与中国固有的理性精神结合起来。然而，传统的理性已经再难以昭苏今日中国人的心。不给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如土地分配，减轻捐税等等“身”的要求，就唤不来他们的“心”。在他们的生活中，“身”的欲望的满足已经占了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谁给他们“身”的欲望的满足，就会赢得他们的“心”。然而，对于梁漱溟而言，这样随“身”之欲望而变化的“心”，已经不是“心”了。在这里，问题是两难的。要么，整个儒家对人的规定错了，应该放弃或修正；要么，的确混乱中的中国也变成了一个西方式的动物世界，真正还称得上人的太少了。事实表明，梁漱溟后来并不曾放弃或根本修正儒家对人提出的要求，而只是感叹为“仁”不易。然而不管怎么说，梁漱溟凭着儒家对人的理解设计的乡建运动并没有成功，当然，他赋予乡建的那些厚望也就随之搁浅了。
也许，使梁漱溟后来感觉欣慰的倒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以来，一贯倡导的儒家文化，并没有因为其实践上的挫折而成绝学。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开始。
关于乡村建设的评价，马勇在《梁漱溟评传》中指出，它是30年代兴起的儒学救国运动。这场运动融政治、经济、文化运动为一体，以培养重塑孔颜人格为具体目的，以儒家理性精神为指归，担负着拯救中国而且救世界的双重历史重托。乡村建设因其深深的儒学性格而使其成为在“不违反现存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运用和平手段，实现民族自救与民族复兴的改良主义运动。它的主观动机唯在替灾难深重的当代中国开出一条新路。然而，它那深深的儒学性格不仅使其难以完成历史的重托而且在客观上表现出两面性：作为对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与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回应，“他们以文化改造问题掩盖其他一切问题，企图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并以所谓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假说，否定中国社会阶级冲突与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并以此有意无意地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29]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巨大反差使其乡建运动本身成为人们批评最多的一个方面。不过，这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作为儒学救国运动的根本性质。
[1]《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9页。
[2]《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50页。
[3]《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55页。
[4]《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62页。
[5]晏阳初认为，中国的问题虽千头万绪，但基本的只有“愚、穷、弱、私”。
[6]《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115—116页。
[7]《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115—116页。
[8]《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911页。
[9]《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09页。
[10]《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676页。
[11]《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496页。(https://www.daowen.com)
[12]《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492页。
[13]《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47、289页。
[14]《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47、289页。
[15]《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97页。
[16]《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308页。
[17]转引自《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311页。
[18]《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312页。
[19]《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911页。
[20]《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598页。
[21]《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119、204页。
[22]《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119、204页。
[23]《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575、581、573、580页。
[24]《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575、581、573、580页。
[25]《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575、581、573、580页。
[26]《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575、581、573、580页。
[27]《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575、581、573、580页。
[28]《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204页。
[29]马勇：《梁漱溟评传》，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