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观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依据于他的主观文化论。他认为，世界文化起初都差不多，只是由于主观的因（此时的我——意欲）及人特殊的把握世界方式的不同，而出现了西方、中国及印度三方文化的差异。他将此种文化差异归结为天才人物如孔子、苏格拉底和释迦牟尼的榜样或人格范式的范导作用。在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上，有趣的是，梁漱溟以人生态度说明文化的特殊品格，却与那种文化客观环境论者的结论基本一致。他们都认为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与自然游乐融洽的文化类型。因此，相比之下，不同意梁漱溟中国文化观的人较不同意其文化哲学的人要少些。

梁漱溟中国文化观的发展大致仍可分两个阶段，其时间划分与文化哲学观的发展时期基本一致。早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集中体现了其第一阶段的思想。第二阶段的思想则分别表现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及《人心与人生》等著作中。此外，晚年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曾力图用其一贯的学术立场和观点作出说明和解释，但实际上并不成功。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禀持人生态度的进路剖析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以调和持中的态度对待世界，直觉地将本体视为流动、变化的，对本体采取“不认定”的态度，从而免去了西方人在“本来的”文化之路上凭借理智无止境地追求宇宙本体，最终将其肢解割裂而产生的局限。但是，由于中国人的态度未免拿出得太早，显得文化早熟，现在遭遇物质文明发展强劲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其纰漏自显。中国文化要走出目前的困境，仍需一种坚强的人生，这就是“孔颜人生”或“刚”的精神。中国人要“批评地重新拿出自己的态度”。

第二个时期，在梁漱溟的主观文化理论受到人们批评之后，他对这种主观文化理论的局限有所弥补，重视了对事实的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文化要义》均企图从乡村风俗习惯的深入剖析中，总结出其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梁漱溟提出“理性”概念来概括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称中国文化为“理性至上主义”。梁漱溟自认为，相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言，《中国文化要义》代表他成熟期观点。要了解他的中国文化观就要读他的《中国文化要义》。(https://www.daowen.com)

然而，从总体上看，他的思想仍是一以贯之的。可以说，“理性”的雏形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直觉”。不过，“直觉”更多地指的是一种能觉进入所觉的方式，而不像“理性”那样不只是一种认知的方式，而且是行为的方向。当梁漱溟发现“直觉”难以承当导引人们生活的方向的职责之时，“理性”便取而代之。因此，从“直觉”向“理性”的发展和过渡，就是梁漱溟思想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发展和过渡。

对中国文化之谜的解释，梁漱溟用了“早熟”二字。其实质是“心”的发育与“身”的发育不相称，按生活本来的路向应该是相称的。但中国人“理性早启”便“文化早熟”。中国文化的得失亦就在“早熟”二字上。其得在早熟之“熟”，其失在早熟之“早”。中国文化因其早熟之“熟”，便不可能倒退到西方文化时期，又因其早熟之“早”而不可能继续沿着原先的路继续独行。中国文化必须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这是梁漱溟预示的中国文化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