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在与外在

梁漱溟的中西文化比较有这样一个基本模式：

西方文化：身的文化——人对物（自然）的关系——人心之妙用（用）——理智——有对——向外——人类第一期文化；

中国文化：心的文化——人与人（社会）的关系——人心之美德（体）——理性——无对——向内——人类第二期文化。[28]

中西文化明显走的不是一个路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在梁漱溟看来，这是由于人生态度不同，面对的具体问题不同，其对问题解决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从而产生了文化的差异。

西方人对人的理解侧重身的方面。从乎身就有了分隔，有了分隔他就要立定一个自我。有了自我，就有自我之外的非我，这样，便产生了内外能所的分别。对于西方人而言，为碍自我的都是外在的，横亘在他面前的对立面，作为身的自我之存在，必须向外要求，去战胜和克服他的对立面。这样，西方人便养成了遇事向前下手、向外要求的生活习惯或文化传统。不难理解，西方人禀持向外的生活之路走向自然界，便取得了征服自然的物质文明，持执这种向外的路走向社会，便产生了人与人之间旷日持久的竞争。而西方人的所谓科学与民主，不外就是枝生于向外的生活态度的。

相反，中国人对人的理解侧重心的方面。从乎心则人与人之间分而不隔。人与人之间的分而不隔，使中国人视人之身若视其身，遇到问题不是向外要求，而是反求诸己，求其自己的解决。中国人以此生活路向对待自然界，便是与自然的游乐融洽，成就了艺术与玄学；以此方式对待人类，便是“相与之情厚”，成就了道德生命。(https://www.daowen.com)

中西内外之别在一定意义上是玄学与科学、义与利、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理性与理智的分别。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突出了中西文化的这种分别。他认为，促使西方人向外逐求的是意欲，是物质利益；促使中国人向内聚敛的是道德，是义。当然，中国古代并非没有义利、理欲之争，但义与理是占主导地位的。

随着梁漱溟对生命哲学的消化吸收，他对中西内外之别的观点没有变化，但对这个分别的解释则明显具有生命哲学的特点。

在《朝话》中，梁漱溟说：“人的生命，本与宇宙大生命为整个一体，契合无间，无彼此相对，无能观所观。”[29]这个宇宙大生命是“动”，“整个一体不可分”，“通宇宙生命为一体”，其“全是不能用眼向外看，用手向外摸，用耳向外听，乃至用心向外想所能得到的。”[30]要把握真实的生命，必须以向内的体验方式。基于此，梁漱溟将中西学术的内外方向之别产生的学术方法归纳为一方是静的、科学的、数学化的、可分的；一方是动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的。

梁漱溟之所以提出中西内外之别是基于他对生命本质的理解。他认为生命只有一个，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应该是活泼的、流畅的，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机盎然的。以向外逐求的方式谋求生存之道实际上是将生命投射于外物，生命难免沦陷于物，被物所囿。如果是这样，那么，整体的、生机活泼的生命就成了支离破碎的、冷冰冰的、无情的东西了，这是生命本性的丧失，人性的丧失。在梁漱溟看来，人的真实生命的领悟与把握，必须以传统中国人反诸内求的方式。或者更明确地说，当人们在向外逐求分别计较之时，不能因此而使生命陷入浅近狭小，否则，就是将超越的有待开拓的生命等值于僵死的物。

但是，梁漱溟的所谓向内的真实涵义是指生命本身的圆满自足，并非是说将向前、对外的视线转过来投向自己就是向内了。也许可以说，将向前、对外的视线掉回来投向自己，仅仅只是向内的开始。倘若做到不再以外感官而以机体内部感觉来把握生命，那就又深入了一层。但是，这仍然是有所向，有所对的，实在都还是外而非内。人们修养过程中的所谓存想，也是有所注意，有所想的，都是外而非内。必得没有什么能所内外，心无所向，方为此处所说向内的最后真义。故向内指的是生命本身的圆满俱足，非为别故。这个内不与外对，仅仅只为防人向外而说的。[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