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生活就是奋斗
然而，仅仅强调融洽、和乐的生活态度既不合儒家生活的基本要求，也难以担当对社会肩负的使命。梁漱溟清楚地认识到，儒家生活除了自然和乐、“乐以忘忧”的一面之外，还有“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的一面。从后一方面来看待人的生活，生活就是奋斗。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非常充分地论述了他的这一思想。
他说：“这个差不多成定局的宇宙——真异熟果——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功这样的；这个东西可以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而现在的意欲就是‘现在的我’。所以我们所说小范围生活的解释即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一种奋斗努力。”还说：“必须努力变换这种‘前此的我’的局面，否则是绝不会满意的；这种努力去改变‘前此的我’的局面而结果有所取得，就是所谓奋斗。”[11]用力就是奋斗，我们的生活无时不用力，即是无时不奋斗。所谓奋斗就是应付困难、解决问题。
这样，梁漱溟一方面强调和乐的人生态度，以为合理的生活应是对外无所求取的；另一方面又强调生活必须要不断努力奋斗，难道二者间没有矛盾吗？
其实，二者间非但没有矛盾，反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梁漱溟的儒家人生哲学。一方面，梁漱溟强调和乐融洽，是针对向外有求取的功利主义人生观以及佛教人生观而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功利主义人生观与佛教苦的人生观有某种内在联系。向外求取不能得遂必致有人生是苦的感受。针对向外求取的贪婪以及不能得遂的苦的意识，梁漱溟坚持不以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向外求取的儒家“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这就避免永劫不复之苦以及向外逐物的“自小”的毛病。另一方面，梁漱溟强调积极进取，不断奋斗，以“现在的我”去超越“前此的我”，表现出积极上进的精神，它既能反映儒家人生的“自强不息”的一面，也能体现梁漱溟对中国原有的“苟安”、“不求争持”的人生态度的不满。因为梁漱溟强调和乐融洽的生活，向外无所求取的生活，所以这个不断奋斗就是没有什么外在目的的，只能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奋斗；因为梁漱溟强调人生的不断努力奋斗，所以人生之乐只能乐在这个不断奋斗的精神活动上。当然，应该指出，梁漱溟这个不断努力奋斗的思想实际上是对柏格森生命冲创思想的一种吸取，以作为改变那种“苟安”、“不求争持”的人生态度的良药。也许，将这一点视为是对原始孔孟儒学正宗思想的重新阐扬，大概也并不违离梁漱溟的本意。
这样一来，梁漱溟就得出结论说：“人生快乐就在生活本身上，就在活动上，而不在有所享受于外”。“活动就使他生机畅发”，“乐的时候必想动，动的时候必然乐。”[12]虽然，梁漱溟并不否认这个“动”也有并可能主要是外在的活动，但是“乐”之所在并不是外在的，而只是在“动”本身。只是因为“动”才乐，不是因为“动”了某个东西。这个乐仍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意味”。
由此，梁漱溟就形成了他完全非功利的以精神生活为特征的人生哲学思想。
的确，梁漱溟“无目的的向上奋斗”的人生观在2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在理论的彻底性上还是在实践中救“流荡失守”之弊的人生问题上，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从理论上看，梁漱溟的人生观既有得自于儒家正统思想的，也有吸取于西方人生态度的，还有来源于佛教的（早在《究元决疑论》中梁漱溟就依据佛教得出人生并无价值和目的思想，这一时期的思想显然也与此有关），其理论上的彻底性是为“新青年”派的人生观所远远不及的。从实践上看，20年代的中国，“人民太无生气”，官僚政客腐败，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遭猛烈炮击，人生没有归宿。梁漱溟依据他的思想来使中国人重新振作起来，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并力图从人生观上着手，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梁漱溟这个非功利主义的带有一定出世倾向的“向上奋斗”思想，本身在理论上也是不完善的。虽然，直觉的“意味精神”、“艺术的人生态度、自然而然的气象”在人的生活中的确有不可低估的地位和作用，但它并不是深刻、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全部。何况，梁漱溟方法与对象统一而得的“意味精神”，只是主观的一种“妄添”，是一种内感体验。它缺乏本体的关照。这种“妄添”上去的“意味”需要个恒久的支撑，它就必得系在“向上奋斗”这种精神力量上。“向上奋斗”无疑是应该的，但如何奋斗？为何奋斗？这些问题只有留待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