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世界文化的图景

梁漱溟对三种文化的分析评判以及排列顺序，是潜在地包含着价值判断的，这就是他的文化理想。

早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就说，西方文化虽走的是本来的路向，但发展到今天它已走到尽头，已经出现了转变的萌芽了。按梁漱溟的逻辑，西方文化主张向外用力以宰制外物，发展机械工业，但其发展到极端就会导致异化，致使人性丧失。而今西方的“经济其戕贼人性——仁——是人所不能堪。无论是工人或其余地位较好的人乃至资本家都被他把生机斫丧殆尽；其生活之不自然、机械、枯窘乏味都是一样。……现在一概都是大机械的，殆非人用机械而成了机械用人”。[41]西方社会为救人性向物性的沦丧，出现了诸如圣西门、马克思、罗素辈的人士“呼求经济制度的改正”，要求将生产本位、个人本位、经济竞争的社会，改变为分配本位、社会本位、经济不竞争的社会。“这样一来就致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变革：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42]由此，中国传统文化所走的第二条路向就初露曙光。梁漱溟认为，这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方传统文化（古希腊和文艺复兴后的近代文化）一味强调遇事向前下手，向外求冷静客观的知识，务外而遗内，可是现在需要从物的世界拔出来，重新成为人。西方思想界目前所彰显的要求就是要改变他们从来的人生态度，而且，梁漱溟指出，西方人要求的趋向所指竟是我们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于是西方人两眼睛的视线渐渐乃与孔子两眼视线所集相接近到一处。”[43]也许这就是一种“视界溶合”。

梁漱溟认为，大凡一态度或一方向初走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持续走到中途大半截路上一定还觉得很好，很见出许多成就，但顺着走下去到后来愈入愈深愈转愈远便全都不对了，毛病百出，苦痛万状；从前觉得他种种都好，现在竟觉得他种种都不好。这些来自梁漱溟存在体验的思想是他观察文化的主要线索。他说，如今你看两次世界大战是由于科学发展不及造成的吗？显然不是。那么，科学的发展当然也就难以成为人们解脱战争之苦、生存之苦的良药了。怎样才能解除这些让梁漱溟回忆起他20岁前沿着功利思想前行而最终遭致自杀袭击的痛苦呢？显然不是原来生活态度的继续发展或修修补补所能解决的，必须来一个人生态度或价值观念的彻底转向。这里，梁漱溟的思想中隐含着这种意思：新生活、新世界、新价值的确立并不是在原来被打碎的生活或世界中作些修补即可了事，那不是治本之路。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来一个价值观念或人生态度的转向。对于今天遭致灭顶之灾的西方文化而言，能拯救他的只能是中国文化。梁漱溟说，不怕西方不走中国文化的路，怕只怕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因此，中国人一定要向世界贡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这是中国人应负的责任。西方文化已到要转向中国文化的时刻了。这叫人想起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游历西欧各国所写的《欧游心影录》，其中说：“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44]

梁漱溟断言：今日世界问题的形成由于西方文化，要避免人类之毁灭只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今日中国问题出现的局面乃盲目学西方的结果。到了晚年，他仍津津乐道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就世界形势说，阶级斗争的最后决斗完后，中国文化必然大兴，此无可疑也。”[45]

但是，中国文化并非人类文化发展的极致。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最后归宿的是印度文化。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印度人生所面对的问题的究极性、本源性所决定的。它代表着对生命本身无由解决之问题的解决。印度文化是人类永远不可越出的终极指向。(https://www.daowen.com)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不难看到：“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但“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他，而走这第二路”，“而最近未来文化之兴，实足以引进了第三问题，所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46]梁漱溟还解释说，我并非有意把他们弄得这般齐整好玩，无奈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层次，其文化的路径就有这么三转折，而古人又恰好把这三路都已各别走过，所以事实上没法要他不重现一遭。

这就是梁漱溟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

细究梁漱溟的文化理想与他关于东西文化的价值评判，有一种基本思想一直贯穿于其中。这一思想就是：物质即身的需要是基础或前提，道德精神即心的需要才是人的类本质，终极关怀即生命的归宿才是人永恒的追求。这种思想决定着他的三期文化重现说。在晚年，这一思想更为明确。

他说，物为人身生存所必需，同时又为人心活动所不可少的对象和条件。西方文化所走的第一条路就是解决身的问题，生存的问题，所以是“本来的路”，“应该”走的路。但是，西方的第一条路向只是生存的前提和条件，并非是人在世的最圆满的生活。人类住世真正圆满的生活是孔家的生活。孔家的生活从本质上说是人心即精神的生活。孔家的精神就是看一切均好，什么环境条件都能随遇而安。但是，这种好，这种安，并非困苦于物质境遇的委曲求全，而实在是他“征服物质世界的特别方法，以精神的愉快代替物质的满足”。然而，由于孔家生活在历史上的出现，是在没有应有的物质方面的发展条件下，由天才人物孔子偶然的奇想产生的，因此，中国的第二种人生态度似乎拿出来嫌“太早了些”，中国文化由此早熟。没有个性的伸展，就讲屈己让人，没有科学和经济的发展，就过起了道德生活。一言以蔽之，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自己的物质基础，所以其文化一遇到强劲的物质发达的西洋文化，就难堪其辱。同理作为从迷妄生命中求解脱的印度文化，本来应该是在人类生命追求的最后才能拿出的人生态度，但却与第一、二期文化同期出现了，又是一个文化的早熟。在这里，梁漱溟在承认身的需要是前提和基础的同时，也承认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不一定是同步前进的。正如人们所指出的：“梁漱溟虽然不曾就此理出一条更清晰的思维线索，但依下面的方式作一种顺通的推衍或许并不违背梁氏的本意：德性的修持，情志的勖勉，乃至人的终极信念的寄托，可以被理解为相对纯粹的精神生活，高尚的道德境界和超越的宗教境界未必就同所谓物质文明成比例。”[47]这一点，对于禀持道德修养的个体而言，尤其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