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理 性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理性。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就是理性的发挥。正因为中国民族与文化植根于理性基础上，理性力量特别深厚，所以，虽然在历史上辗转变迁，此刻遭遇这种西方风雨的摧残，它依然深藏在民族文化与灵魂的深处。就是西方社会近代的怀疑批评的精神，也批不倒它，因为二者并没有矛盾。中国文化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顽强坚韧的精神力量，得之于理性。中国民族在外族的武力征服面前没有屈服，而最后反而不断地同化各个民族，使其国土日广，民众日丰，并不是靠武力，而是理性。在这种意义上，理性就是中国的风俗教化、文物制度、伦理精神，等等。而且，梁漱溟根据这一认识，发表了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前途和未来的预见。他相信：“只要人类存在，中国人的精神即可存在；因为人类之所从来即由于此（理性），中国人能把握住这个（理性），当然可以站得住。”[4]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实际上也就是人类的共同精神，只不过中国人独认识得早，而西方人认识得较晚罢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不仅能使中国民族继续生存发展，而且必将引导西方人也走上中国文化之路。此不必怀疑。而且，梁漱溟还说，由于中国人彻底地诉诸自己的理性判断为最后准则，因而可说中国文化是一种理性至上主义。
那么，理性又是什么呢？
对于理性，梁漱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个理性当然并非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西方传统哲学将理性视为人们的认识能力（康德）、甚或对象世界的本质结构（柏拉图、黑格尔）。梁漱溟的理性则根本不同。如果说，西方人将理性视为认识事实真理的一种能力或认识的结果的话，那么，梁漱溟的理性显然指的是生活的真理、人们行为活动的准则或人们寻找生活真理的能力。用梁漱溟自己的话说，就是生活的“对”、“合理”。
从这个角度说，理性是梁漱溟自青年时代以来一直在寻找的自己行为的“主见”。理性是一种心思作用，是力图在生活中寻找自己行为准则的心思作用。然而，梁漱溟明确提出理性概念是在30年代。[5]这一思想其实就是从早年的矜尚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到后来归宗天竺出世，然后又标柄直觉生活，最后才终于找到一个能够表现其涵义的“理性”来表达的。这样看来，“理性”可以说是他文化理论的总纲。理性既不与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对立，又给佛教出世以遥远的将来，又终于定位于儒家的伦理精神。只有从这种意义上，理性才能担当生活的“对”、生活的“合理”、以及作为未来人类文化根本精神的基本意蕴。基于此。梁漱溟经常将理性视为一种心思作用、情感、认知的方式、行为的方向、人的本质、生命努力奋斗的目标等等。
首先，理性是人们的一种平静通达的心理状态。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说：“所谓理性者，要亦不外吾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6]“所谓理性、即‘平静通晓而有情’之谓也”。[7]“平静通达”，自然是不偏执不迷信；“有情”，当然是一种情感态度。所以，从否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理性就是强暴与愚蔽的反面，除了这两样以外的就是理性。”正因为理性不偏不倚，所以它能统摄世界三种文化类型于其中，而并不偏袒哪一家文化。它是人的类本质。从这个意义上，理性就是“中”，是“无私”的情感。他说：“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8]
但是，理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中立，而是一种超越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因而，即使是西洋近代以来的批判精神、怀疑态度也与之并不对立。梁漱溟找到理性，实际上也是经历过一个漫长的人生实践体验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找到生活的“对”又不断地超越它，这个过程就是一种超越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无私”就并不偏袒。
从这种眼光回顾“全盘西化”论者以及保守顽固派，他们自然就是偏颇地各执一端，是“愚蔽”。虽然梁漱溟从不曾用这个字来批评西化论者，但梁漱溟说的文化全局观和整体观中必然包含着这种指谓。既然西方文化能发展成为一种世界化，为何中国独不能？现在你们谈什么理论的都有，为何却丢弃了民族精神而不顾？这不是“愚蔽偏执”是什么？顽固保守当然是偏执，那么全盘西化就独能逃脱？现在，梁漱溟要从文化的总关系中求各方文化之位置，目的在于禀执“中”的理性精神，对各方文化进行梳理评判，就是为了贯彻理性的“无私”精神。(https://www.daowen.com)
不过，在梁漱溟心目中，就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而言，真正体现人类理性精神的，只能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家道德哲学。在1935年发表于《乡村建设》上的《中国文化的特征在哪里？》一文中，梁漱溟说：“儒家主张人应当绝对服从理性，……在儒家什么也大不过‘理性’，理性就是‘对’。”[9]这个理性，其实也就是儒家哲学中的“仁”、“良知”。他说：孔子“处处教人用心回省，即自己诉诸理性。孟子态度轩豁直抉出理性以示人。其所谓‘心之官则思’所谓‘从其大体……从其小体’，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岂非皆明白指出心思作用要超于官体作用上，勿为所掩蔽。其‘理义悦心、刍豢悦口’之喻，及‘怵惕’‘恻隐’等说，更从心思作用之情的一面，直指理性之所在。最后则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何等直截了当，使人当下豁然无疑。”[10]显而易见，理性就是儒家传统哲学的“仁心”、“良知”本体。儒家思想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叫人去寻找自己内心中的“理性”。“道德的根本在理性”。[11]
这样一来，理性作为人们寻找的’生活的对”，和怀疑批判、超越的精神，最后都落实在儒家道德本心之上。儒家的伦理统摄了这些基本意蕴。
在梁漱溟看来，儒家教人就是教其寻找自己心中的“对”，而不要迷信。他借日本学者伍来欣造的话说，中国儒家是理性的胜利。儒家不崇拜神，不崇拜上帝，不崇拜天，不看重君主国家权力或多数人民，而只把理性看得最高。作为理性，它不仅是人们行为活动的准则、判别是非善恶的标准，而且是人的奋斗目标。他说：“儒家主张人应当绝对服从理性，是非好歹、对与不对，均靠自己判断。”[12]理性是教人行为做事的一种现实力量，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就是这样。
最后，梁漱溟认为，理性就是一种向上心，一种不断求取、奋进、超越的精神。向上之心，即中国民族生命赖以开拓的一种精神。向上心，“即不甘于错误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拥护正义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我们总称之曰：‘人生向上’。”[13]中国儒家精神在梁漱溟这里被生命哲学化了。他将中国人的理性理解为不断求取、奋进的精神，不仅加进了柏格森生命哲学生命向上奋发的思想，也融进了他个人人生实践中的体验。
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基本精神与梁漱溟个人生活、再加上儒家道德人格的挺立融汇在一起，形成了梁漱溟理解的中国人的超越奋进的精神。就梁漱溟本人而论，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它就是一种“为理的奔赴”、“不断向上奋进”。这是反映他一直要寻找生活的“对”的人生现实的。他一路涉险过滩，从功利主义到儒家，最后返归孔孟思想，的确是不断向上奋进的。但如果把这一点泛化为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那么，梁漱溟至少是有些过分夸大了儒家哲学的某一个方面。这就不是本来的儒家，而是20世纪产生的儒家生命哲学了。
总体看来，理性是梁漱溟儒家生命哲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不仅是其文化哲学的总纲，而且是与儒家的道德理性、柏格森生命哲学思想、以及他个人的人生实践体验密切相联的一个概念。不过，梁漱溟提出理性概念并不是为了建立哲学体系，而是要将中西文化彻底区别开来。理性由此又有了它另外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