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的整体性

文化研究与人生体验的一致决定了梁漱溟的文化整体观。

梁漱溟认为，生活只有一个，因为生活中用心思的精神是不可肢解的整体。既然人的生活以及支配人的精神都只是一个，那么，作为生活样法的文化也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梁漱溟抱着这种文化整体观念对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进行研究，所以建立起独特的文化理论。

梁漱溟这种整体观念首先表现在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他说，现在人们习惯于将中国问题肢解开，分为所谓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层面进行研究，其实所有这些问题就是“浑整”的一个中国问题，是“不可分割得开”的。[78]这一整个的问题，如果其哪一面得通，那么则其他皆通，否则就“一切皆不通”。[79]中国社会之所以成其为今天的中国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其文化精神与人生倾向所决定的。因此，离开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与人生的根本意义而企图解决中国问题，只在枝枝叶叶的问题上用功，是不可能彻底、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的。(https://www.daowen.com)

每一家文化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都有其根本趋向和指谓。梁漱溟说：“其实一家思想都是一个整的东西，他那一句话皆于其整的上面有其意思，离开整系统则失其意味；若剖析零碎则质点固无不同者，如果不是合成整的，则各人面目其何从见？所以部分的相似是不算数的。”[80]梁漱溟强调文化的整体性是为了说明一家文化相对于另一家文化而言，是相对独立的价值系统，对某一家文化的改造不能采取移花接木的“参用”，而必须从其文化的根子上下功夫。比如，在梁漱溟看来，由于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最深，而儒家教人服从自己内心中的理性（良知或仁），它便既难以产生科学也难以产生西洋式的宗教，即使印度佛教在中国传播，最后也成了中国人自己的东西——禅宗。基督徒在中国也传播几百年，基本上是徒劳无功。中国文化的一切方面，如典章制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无不与以理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相关。相反，西方人的竞争与法律、民主、科学与宗教等等也是一个相对恒定的价值系统，都是建立在向外追求的人生路向基础之上的。中国人若不对自己祖宗留下的家当与传统有一番认真的清理与回省，贸然仿效西法，则将丧失其民族的根本精神，丧失中国性。于此，梁漱溟与自由主义西化派之间存在着深深的分歧。当然，也正是由于坚持文化的整体性，反对盲目从洋，梁漱溟往往被看成是变相的“中体西用”派思想，而居于保守主义之列。其实，撇开这些特殊的时代术语所可能带来的种种不公的态度，仔细分析思考梁漱溟这些产生于20—30年代的思想，即使在迈开急速的现代化步履的今天，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不仅一家文化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价值系统，而且整个世界文化也是一个整体。梁漱溟的文化研究就是要替中国文化在“总的关系”中求一相应的位置。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这一思想就是非常明确的。他说：“一家民族的文化不是孤立绝缘的，是处于一个总关系中的。譬如一幅画里面的一山一石，是在全画上占一个位置的，不是四无关系的。从已往到未来，人类全体的文化是一个整东西，现在一家民族的文化，便是这全文化中占一个位置的。所以我的说法在一句很简单的答案中已经把一家文化在文化中的地位、关系、前途、希望统通表定了。”[81]文化三期重现说以及三种文化类型学说都是基于文化整体观而建立的。后期，梁漱溟由于受到胡适等人的批评，实际上更进一步将其世界文化整体观发展为对人类文化的共性、普遍性的认识。比如他说，虽然理性在历史上为中国人所独得，但理性却是人人具有的，西方人也是人，西方人同样有理性。人的分而不隔之心就是理性。及至晚年，梁漱溟认为，“学问乃天下公器”，一家文化可能于文化的某一方面独有贡献，但今天此民族文化可不局限于其固有。其中可看出其思想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