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民自觉

梁漱溟依据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所设计的乡村组织，因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构造，因此，它就不可能成为官方从政治上推进的组织而成为官方的从属组织。既然如此，那么，乡村组织也就不是靠外部强制力去推动的组织了。由此，决定了乡村建设运动除了要有大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主动与乡村农民打成一片之外，还需要农民的自觉。只有有自觉性的农民，才能形成乡村建设的现实力量。

梁漱溟说，谁能救得了乡村呢？除了乡下人自己起来救自己之外，谁也救不了乡村。没有乡下人自己主动积极的要求，单靠乡村外部的知识分子来救济乡村是不行的。所谓“天助自助者”。一个人自己没有要求，他人再努力也不解决问题。所以，农民自己不起来思考得救的办法，即便是知识分子甚至政府要真心帮农民的忙，但他们并不了解农民，农民没有配合，结果往往好心害了农民。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才有生机有活气。自己有了生机与活气，才可能有力量吸收外边的养料。乡村的生机从哪里来的呢？这就要靠启发农民自觉了。

所以说，农民自觉是乡村建设中顶重要的条件之一。(https://www.daowen.com)

从梁漱溟关于乡建中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乡村组织，一个是农民自觉问题的思考中，我们看到，这不过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的认识在具体改造中国文化的实践中的运用。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理性，理性起作用的机制在自觉。所以，在乡村运动中，梁漱溟虽然力图要通过团体组织的生活来克服中国人纪律涣散、组织能力差的毛病，但仍然坚持将他认为的理性精神贯彻在这种组织中。这种组织实际上也就成为传统精神的一个载体。也许，认识到中国人纪律涣散，组织能力差的人不止梁漱溟一人，但真力图要通过组织传衍儒家精神的，在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恐怕就只有梁漱溟自己了。另外，禀持儒家的理性精神，梁漱溟还强调重要的是启发农民自觉，使他们都服从自己心中的理性。这项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农民对自己有一种积极主动的要求，有责任心，对“应该”作的事情有一种积极承担的精神。

平心而论，这些措施、方针、目标都是梁漱溟根据他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而精心设计出来的。在梁漱溟看来，这些措施、方针、目的不仅能帮助中国摆脱目前的困境，而且将来还会完成中国所担负的对于世界文化的责任。然而，不管梁漱溟多么寄厚望于他的乡村建设，事实上，却难以真正唤醒乡间农民的自觉。今天，我们不必去管农村中的什么阶级分野、贫富悬殊等等，单看梁漱溟以培养健全的人格，具有理性精神的人格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其远远超离于农村社会的现实实际，对人的认识还是片面的，至少轻忽了身这一重要层面。当然，这一点，并不是梁漱溟的那点做法不对。事实上，儒家的社会理想在历史上就很少真正完全实现过，更何况是在一个兵荒马乱、社会秩序混乱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