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建批评的答辩

梁漱溟禀持理论与实践一体的原则苦苦为危机中的中国设计的摆脱这种困境的道路——乡村建设，自30年代起，就不断受到各方的批评，其中主要来自自由主义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西化派针对乡建派的“从乡村入手”“以农立国”论，相反提出了“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中国的乡村应该彻底与全盘的西化”的观点。这样看来，乡建派与自由主义分歧的交点在“重农”“重工”问题上。陈序经对梁漱溟的乡村组织并不以为然，认为新文化的创造恰恰有赖于都市，而不是乡村。有人还说乡建运动是历史上开倒车的“保守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和梁漱溟代表的“乡建派”的主要分歧并不在是以农还是以工立国上，而是在中国问题究竟是文化问题还是政治经济问题上。他们批评梁漱溟以儒家理性来组织乡村，实际上是以先验的道德所设计的礼俗来改造经济政治组织，是本末倒置的。何况，农村并不是无阶级差异矛盾对立的，那种粉饰乡村阶级矛盾的“相亲相爱”的“乡学”“村学”，如果不是乌托邦，也只能代表地主豪绅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不同意“以农立国”，也不同意“以工立国”。他们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千家驹、李紫翔曾将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批判乡村建设的文章收集成《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一书，于1935年4月由新知书店出版。编者在序言中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对“乡建派”提出了质疑。梁漱溟自己将其概括为两个问题，一是帝国主义问题，一是封建势力问题。他于1941年2月在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了《答乡村建设批判》，作为对乡建批评者的答辩。

梁漱溟答辩说，我们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整体性并要求总解决，这是十多年来的言论所能证明的。希望批评者翻翻《村治论文集》（或《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论集》）。其中就有论文《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中国问题之解决》等篇。梁漱溟说，批评者认为乡建运动是一种国民经济运动，并怀疑它能否离开民族问题的解决单独完成。要知道，虽然我们的工作重在教育或经济，其意义却并不只止于教育运动和经济。乡建的眼光无妨在国家问题与民族解放。

梁漱溟说，批评者所指出的问题，我们并非没看到，只是彼此走的路线不同，解决问题的途径也不同。作为乡村建设，其内容主要在：推动社会，组织乡村；知识分子为乡村运动者，实行推动，隐然领导；组织农民、培养力量，其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亦在此培养活动之中；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在于求得中国大局的稳定统一。[20](https://www.daowen.com)

梁漱溟说，路线不同，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亦就不同。我们注意到政权的统一稳定大局，于阶级立场则疏少争求。所以要求走调整协和之路。反对者虽注意到政权的阶级立场，但于其统一稳定却轻忽了，主张走分化斗争之路。梁漱溟重申了他对中国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的认识，他说中国问题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国家权力建立不起。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从整体上求得解决，否则无法解决。梁漱溟的答辩依然坚持了他一贯的文化立场与理论观点。

应该说，梁漱溟的答辩虽是振振有词，但却没有驳倒自由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指责。这当然是不能归结为答辩本身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仍然出在他的文化理论以及文化立场上。虽然，就其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分析以及中国现代化必须是一种中西聚焦的见解而言，梁漱溟远在同时代自由主义西化派之上。但是，梁漱溟思想的深刻并不能掩盖其对传统文化过份眷恋而在现实上表现出来的对西方文化的矛盾心理。他甚至还抱着“西方文化能成为世界化，中国文化为何独不能”的文化宏愿，自然无法拒绝人们冠之的“保守”“改良主义”乃至“开倒车”的帽子，尽管他自己一再声称“我非守旧之人”，[21]“请大家不要误会”。[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