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的改造
我们知道，梁漱溟自30年代以后，逐渐构筑了他的儒家生命哲学思想，这以后的人生哲学思想都是建立在他的儒家生命哲学基础上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最特出的地方，就是对人类的类生命——理性有较早的认识。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中国的民族精神都因为这一点而铸成。因此，中国人在今天的现代化道路上绝不能丢开自己的民族精神而另起灶炉，那只是倒退。虽然中国人对理性认识得早，但须知，理性落实在个体生命的实践之中，一方面是一个潜在的可能，另一方面只能依靠人的精神自觉。潜在的可能通过人精神自觉的实践，才是类生命的呈现。因此，人们要不断地实践自己看到的“理”，躬行践履，葆任勿失，自识本心，才能成就自己之作为人。
然而，同题在于，个体生命本身除了潜存着类生命的因素或可能性（它是个体生命灵活、不断向上超越的真正动力）之外，它还同时存在着机械、呆板、不自主自由的方面。由于个体生命中存在机械呆板的一面，所以个体生命同时也就有下降堕落的可能。社会上的腐败贪婪之风，人格的卑劣堕落，从生命上说，都是由于其自觉丧失、良知湮没所致。生命的本质再现就必须要将生命下降堕落的可能，从个体生命中去掉。从教育的角度说，生命的圆足或人之所以为人的实现，就必须注重开发人的理性，启迪人的自觉，使其常在不失。
在二三十年代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无论是先在河南村治学院期间，还是后来在主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研究部期间，梁漱溟都一如既往地把培养人的道德品质放在首位。不过，这一时期，由于其哲学思想与对人的看法上发生了前面所述的变化，在教育思想上也就相应有了一定变化。这一时期，梁漱溟不再强调作为本能的性情的培养，而是强调作为人的类生命的理性的启发和培养。在这一点上，也能清楚地看到梁漱溟的儒家道德主义与卢梭的浪漫主义教育思想有着重大分歧。
由于梁漱溟这时把道德视为超乎人的生物本能的，因此，启发人的理性就不能是让其把本能发挥出来，而是要提澌人超乎本能，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自己不跟自己打架。
这时，梁漱溟之看人与他对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的传衍的看法有紧密的联系。梁漱溟认为，作为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理性，必须通过制度才能得到表现并流衍下来的。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或儒家的理性，是通过礼俗、习惯等等形式存在并继承下来的。不同的人往往就是不同的礼俗或习惯。基于此，梁漱溟认为，人就是一团习惯，“中国社会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社会，即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40]习惯，也就是人生路向。人们做各种事情，往往都有自己的习惯。如提笔写字，各有各的路子，张嘴说话，也各有各的路子。中国人一向就是“那么来”，这就是其根本精神的一种表现。
但是，礼俗或习惯虽然是中国文化根本精神得以表现和传衍的方式，同时却又往往成为民族精神的妨碍。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就说：“凡是一种风尚，每每有其扩衍太过之处，尤其是日久不免机械化，原意浸失，只余形式。”[41]
这样一来，梁漱溟的社会改造与文化改造终免不了要落在旧习惯的改造、新习惯的培养上。他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在旧的路子已无法走通，新的路子又没有的情况下，自己去创造新路子的结果。所以，梁漱溟强调要培养新习惯。在朝会上，梁漱溟说，人的所作所为不全在他自己，社会环境有相当大的作用。因此不要只看到个人的作为，而应注重环境的改变和社会风气的塑造。这里，我们不仅看到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合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教育运动三位一体的事业，而且清楚地看到他的中期与早期的教育思想的根本区别。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并参考其他乡建派别的实践经验，梁漱溟的乡建无论在教学的具体设施、方法，还是根本指导思想方面，都体现出其自己的特点。他以为，关键问题是要实现他的“完整合理的教育系统”。因此，他强调针对受教育者的整体环境而提出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统一，还提出成年教育乃至终身教育的设想。在学校教育中，针对受教育者本人、受教育者之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注重“生活教育化”、“教学做合一”等等。在制度设施上，有些乡学实行了“共学团、导友制”。其根本目的在于为学校建造一个体现其办学宗旨的环境。基于中国人“散漫”“无团体生活习惯”，乡村建设就重在培养学生的纪律习惯和组织能力。在梁漱溟看来，只有在不断改变环境条件的过程中，学生的生活才会发生变化，人才会有新习惯、新风尚。
梁漱溟在教育上所提出的那些措施、方法、原则基本上都体现了他对生命及中国文化，乃至他对未来中国文化的根本认识。因此，在乡建工作中、梁漱溟强调的仍是个体生命如何能从超越的层面体现和圆足哪个类生命，其他的一切都是服从于这一根本思想的。基于此，梁漱溟强调“精神的陶炼”，即要从人格精神上磨砺陶冶人的情操，体现儒家传统精神，即努力、奋勇、刚健、自强的精神。至于习惯、制度等等，那当然是必要的，不过只是为了防止个体生命堕落下降而设，并不是目的本身。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只有从中国传统的理性出发去求组织，不可能再“机械地”演出一套组织制度来。所以他说：“这一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42]因而，教育的目的在于“顺成”和“积极帮助”个人种种可能的发展，实现其“人生向上”的总体要求。之所以要办乡约或乡农学校，“就是启发一个地方的生机，让乡村腐坏堕落的趋势转过来；只有转过来的时候，才可以不更往腐坏堕落里去而向上。”[43]因此，在梁漱溟看来，教育是生活的向上发展，“是人类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的贯串”，其最终指向是使个人的精神日造乎开放、通达、深细、敏锐，从而担当起类生命的使命。
应当指出的是，梁漱溟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氛围中表述他的教育思想的，他关于教育的目的、方法、措施等等的设想，均服从于他本人企图通过文化改造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目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从他所注重培养的人才目标来看，它是要培养那种有专门学问、有深心大愿的人，能担当文化使命，从事社会改造的人；从他采取的具体措施来看，则是基于对人的生命本身的深刻认识，以习惯、礼俗、制度来保证人的道德品格的提澌；从他赋予教育——人的培养与改造——的任务来看，则是社会、文化，人的改造与拓新三位一体的一并完成。因此，可以说，梁漱溟对人的教育与改造问题的看法，是其文化哲学与人生哲学在教育问题上的具体落实。
[1]《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7页。
[2]《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9页。
[3]《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11、19页。
[4]《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11、19页。
[5]《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590—591页。
[6]《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77、78、79、页。
[7]《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77、78、79、页。
[8]《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676页。
[9]《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665页。
[10]《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688—689页。
[11]《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77—378页。
[12]《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689页。
[13]《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758—759、666页。
[14]《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758—759、666页。
[15]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第209页。
[16]马勇：《梁漱溟评传》，第133页。(https://www.daowen.com)
[17]参见艾恺：《最后一个儒家》中译本，第190页。
[18]《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21、324页。
[19]《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21、324页。
[20]《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92、93、81页。
[21]《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92、93、81页。
[22]《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92、93、81页。
[23]《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45页。
[24]《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493、494页。
[25]《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493、494页。
[26]《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495页。
[27]《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401页。
[28]《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26、266页。
[29]《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26、266页。
[30]《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90页。
[31]《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55页。
[32]《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42页。
[33]《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425页。
[34]马秋帆：《梁漱溟的教育思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87年10月。
[35]《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658、683页。
[36]《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658、683页。
[37]《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777—778页。
[38]《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39页。
[39]《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39页。
[40]《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20页。
[41]《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37—138页。
[42]《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308页。
[43]《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