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种文化模式

抱着探究中国文化是否废绝、能否复兴的宏愿，梁漱溟捐身于文化研究。但中国文化的废绝与复兴的问题并非是个孤立的问题，甚至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把“一家文化在文化中的地位、关系、前途、希望统通表定”，而这就需要替东西文化“于总关系中求个位置所在”。基于此，梁漱溟提出了他的三种文化模式理论。

文化是什么呢？梁漱溟说，文化就是民族生活的样法[22]，或人们怎样生活的法子[23]。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梁漱溟看待文化主要是着眼于人们行为活动的方式而不是行为活动的结果。作为行为活动结果的东西只是行为活动方式的具体表现，是枝枝节节的。而行为活动方式是恒定的、整体的。由此，梁漱溟将文明与文化作了区分。文明是生活中的制作品，文化则纯是抽象的样法。[24]当然，二者又是一事两面的。文明是文化的表现，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文明的差异。文化是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用力的所在。文明则是用某种特定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结果。梁漱溟批评说，有些人谈文化只停留于文明的程度上，实实在在只是纠缠于外在的枝枝叶叶的问题，不是文化的根本。这当然是针对时下盲目醉心西方物质文明的人而言的。在梁漱溟看来，文化的本质是人们解决问题把握问题的方法。

基于人们解决问题方式上的不同，梁漱溟将世界文化大体上归纳出三种基本类型或模式。第一种文化模式就是“遇到问题向前下手”，向前面去求问题之解决的方式决定的；第二种文化模式是“遇到问题不是向前下手而是转换自己的态度，就在这个境地上求解决”的方式所决定的；第三种文化模式则是“遇到问题反身向后要求取消这个问题以求得问题解决”的方式所决定的。同样是面对问题去求解，因其具体方式不同，而使文化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状貌。经过研究分析，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恰好表现出上述三种文化模式的典型形态。它们因其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而使文化分别表现出其特异的采色。(https://www.daowen.com)

梁漱溟分析说，西方文化对问题的解决要求向前下手，解决问题的方向是向外的，所以一遇到问题，先必立定个自我，然后才可能向前去活动。西方人具体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先在思想上将对象肢解开来，将横亘在面前的问题或对象打碎，然后进行分析、研究、形成科学理论，最后在已形成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去克服、战胜对立面。西方的物质文明、科学、民主，难道不就是这种向前下手求解决问题的方式产生的吗？[25]中国文化对问题的求解方式则有所不同。中国人遇到问题不是向前下手，而是就在外在环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变换自己的意思”，来解决问题。中国人遇事不向外要求，而是“返身而诚”向内要求。他不求打碎、克服、战胜对象，但求改变战胜自我，屈己让人，从而成就他自己，问题也一般地解决了。印度文化对问题的解决是返身向后，要求根本取消问题，即是说，它以要求彻底根除问题本身来为问题求解。印度人实际上过的是修无生、求出世的生活。“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的。”[26]又因为中、印文化并不主张向外而是主张向内的无对性，同具东方文化的基本特征，故可称为东方文化。

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遇事向前要求去求解决，是本来正常的态度，是本来的法子，它属人类的第一期文化。中国文化就在目前这个境地上求得问题的解答，是住世的“最圆满的生活”。就物质生活看，中国文化“不只简单的无征服自然的成功，他对于任何境遇都安乐，能以精神的愉快代替物质的满足。这就是他征服物质界的特别方法”。[27]中国文化属于第二期文化。印度文化对问题的求解就是取消问题，它是出世的，其有双重性。就现今生命存在本身而言，它“最违背生活的本性”。[28]其“于精神生活方面为特别畸形的发达，精神生活多方面中又为宗教的特别畸形发达，固已昭然背乎人生生活本来路向而驱也”。[29]但就其代替生命的永恒趋向，以及对生命问题求解的极限而言，印度文化则是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因为，我们不能“以为人类所遇到的问题经人类一天一天去解决，便一天从容似一天，所谓问题的解决除掉引入一更难的问题外，没有他义，最后便引到这类无解决的问题（如生老病死等——引者）为止。……我们遇到这种不可抗的问题没有别的，只有出世。即是宗教到这时节成了不可抗的必要了”。[30]印度文化理应属于第三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