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体证
诚然，一个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在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的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的前途。因而，民族精神是万万丢弃不得的，它是一个民族的脊梁。这是梁漱溟的认识。
然而，梁漱溟早年策数世间治理、矜尚远西，语及人生大道，归宗天竺。他禀着处处认真、事事靠实的人生体验的基本原则，对一般“民族精神”、“世界观”这样的“大而无当”的话，直是厌听。可以说，他与其父的常常争执，就是因为父亲执着于他当时甚是无以为意、进而根本反感的那些抽象的名词概念和大道理。
当父亲带着他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根本精神难以割舍的怀旧情怀撒手人寰、忧愤而去之时，梁漱溟深深地为此感到震惊、迷惑、痛苦。民族文化、传统精神这些个抽象的“大而无当”的话已经不再抽象了。它们是那样具体、深刻地刻进了正在“问题”中寻觅的青年梁漱溟执著而真诚的心灵。如果说，过去，父亲动不动就是民族文化、传统精神这样的话挂在嘴边，只能引起梁漱溟先是茫然，继则厌听的心理；那么现在，民族精神不再空无内容，它唤起梁漱溟最深挚的对父亲的怀念，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意味深长的幽思。父亲辞世本身以及他为之而捐身的民族精神，正是梁漱溟所面临的更加痛切、更加深远的“问题”。他必须直面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情感的问题，而且直是个生命的问题。更何况，社会上不时有些新刺激，使梁漱溟带着“问题”的人生直接切入到民族精神的深深幽思之中。三十年以后，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回顾了这件惨切的事。他说：父亲“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人书，……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国性盖指固有风教。”[1]国性诚然就是民族精神。梁漱溟一定于此有得，方从原来的矜尚远西、归宗天竺，而后返回到代表中国民族精神的儒家文化。事实上，梁漱溟即在父亲辞世后的两三年内，转入儒家的人生态度。所以，后来梁漱溟告诫人们，民族精神是万万丢弃不得的；丢弃了固有文化，就丢弃了自己的根本精神。看来，这就是梁父辞世殷切地希望于国人的，梁漱溟没有辜负其父的苦心。
当然，仅仅把梁漱溟前后思想的变化归结为梁父的为“国性”捐生这件事情，是不足以说服人的。在人生实践之路上，梁漱溟对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体认一定还有别的许多机缘。然而，我们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梁父的辞世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不是出自一个顽固保守之士的一时冲动，而是一个较为开明的、甚至还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老人为其固有民族文化而捐生。
这一事件犹如在汹涌澎湃的西化大潮中投入了一块巨石。对于梁漱溟而言，他只能在自己去寻找“对”的人生旅途上去倾听那个遥远的回声。
在力主西化的人们看来，梁父的捐生之举诚然只是一位可敬的老人为他钟爱的过时的文化而去。可佩可佩，但不值得。然而，在梁漱溟看来，其父则是“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实际上，一旦梁漱溟醒悟过来之后，西化大潮的气势越猛烈，声势越浩大，倒反而更加触动了他作为中流砥柱去抵挡这种风潮的决心。而一旦他体认到民族文化与精神的价值与份量，“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儒家救世情怀便奔涌而上。他已经由不得自己。佛家关心个人解脱的某种偏狭的“自了”已经被使命担当的精神扩大、胀破。基于此，梁漱溟自认是儒家精神与民族文化的担当者，他已扩大、充实自己，成为一种精神力量与精神价值的化身。如果我们并不能真正认同梁漱溟的这种担当，或者并不认同梁漱溟心中的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价值，那么，认为梁漱溟只是一个“道德英雄主义者”，一个过时的堂吉诃德式的可笑人物，是自然而然的。(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就是在中国已经迈开现代化步履的今天，我们能够断言中国的民族文化及其精神就是已经过时了的、毫无意义的么？既然我们在大道理上都不能否定民族与民族精神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也都承认有民族精神那么回事，那我们就不该只满足于停留在字面意义的承认上。我们承认民族精神就应该是去发掘它，认识它，担当它。梁漱溟无疑是一个说到做到，有“一片真性情”的人。他对民族文化的担当精神不该成为人们怜悯、嘲讽的对象。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仍然是对民族精神与文化有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人。梁漱溟在20年代汹涌的潮海之中，挺身而出，是值得肯定，也是需要人们去学习的。当然，民族精神是否就如梁先生的总结与概括，则是另一回事。
肩负着历史、民族的重荷，梁漱溟以激愤的心情说了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说的话之后，30年代，即以儒家“经世”的实践精神投身于乡村建设之中。在这一时期，他力图将其所理解的民族精神贯彻在乡建运动之中，力图以民族精神让这个沉睡的古老民族重新挺起它的胸膛，重新站立起来。
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专门作过题为《精神陶炼要旨》的讲演，特别着重突出地讲到民族精神的问题。他说：“精神陶炼”的三种内容如“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都是以“中国民族精神”为核心的。很显然，他禀着人生实践的进路切入文化问题的特点，也体现在“精神陶炼”之中。他说，指出中国文化的特别处（长处短处），从而领会其民族精神，这是历史文化分析的意义；合理的人生态度的指点，是正面讲的民族精神；人生实际问题的解决，是指点如何应用民族精神。[2]民族精神在梁漱溟看来，并不是离开了个体生命实践的空洞抽象之物。它不是高高地挂在嘴边的理论套套，或深藏于学者内心的满腹经纶。民族精神关系着天下苍生的生活，它与人们不相分离。要使中国人从死气沉沉、一盘散沙的境况中站立起来，就必须要用民族精神去唤起他们内在的力量。并且，在梁漱溟看来，民族精神显然不再是些大话，而是能够帮助青年人去解决他们在实践中所遭遇到的人生实际问题的。当然，梁漱溟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与他早年思想的“再转再变”所遭遇到的人生问题，以及最后对问题的求解有关的。他希望青年人不应再走那样的弯路。这就需要具有使命担当的人出来为他们点拨了。
讲了那么多民族精神，那么，在梁漱溟看来，民族精神的具体内容和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梁漱溟说：“中国人的精神是什么？中国人精神之所在，即是‘人类的理性’。”[3]这样，梁漱溟就将他自青少年时代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作为自己生活行为准则的“对”、“生活的真理”，和中国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乃至于将来世界文化的根本精神统统汇归到“理性”这一十分重要的概念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