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创宋儒讲学之风
从一定意义上看，梁漱溟毕生所从事的活动都可视为教育活动，梁漱溟因此也就是一位教育家。[34]
他的教育思想实际上是根植于其人生哲学的，因而，要全面把握梁漱溟的人生哲学思想，就有必要了解他的教育思想。
我们知道，在梁漱溟哲学思想倾向自然主义十分突出的时期，他的人生哲学思想将做孔家生活解释为“一个人的圆满”。所谓“一个人的圆满”即是指人对事物采取和乐、融洽的态度而获得的生活之乐、之好、之美。梁漱溟认为，一个人只要不计较做作，顺乎自己的本性，生活“很自然很条顺很活泼如活水似的流了前去”，就得着了人的圆满。他还以王艮的乐学歌（“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来说明孔家生活的意趣。
那么，人如何才能采取一种和乐融洽的生活态度，从而得着生活的乐趣与美满呢？
这里，单靠知识的传授与获得是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情志”的培养。所谓“情志”，是人所具有的一种本能意向，如“忠恕孝悌”之类的道德感情。梁漱溟于1922年在山西所作的、题为《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的演讲中，曾将西方人的教育归结为是知识的传授，而把中国传统的教育概括为是情志的培养。他说，当然，从生活的实际需要来说，知识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它主要在于使人获得科学知识与生活技能，但是情志的教育培养也是不可少的。梁漱溟认为，从这个角度看，可说中西人的教育各有所得、有所失。我们今天则应鉴于前此之失，有所弥补。不过，在二者的关系上，梁漱溟把情志的培养仍摆在第一的主导地位。
梁漱溟说：“生活的本身全在情志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的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35]工具不好，自然生活难好，但生活本身（即情志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因此，“情志教育更是根本的”。(https://www.daowen.com)
情志只是人内在的自然感情，不同于知识上的逻辑推导，因此，情志的培养自是不能像知识的传授那样，只将受教育者置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要注重“培养他的情趣，使他自己的真情自由发挥出来”。“只要能顺着调理他，帮着他发展出来”，“引导他由内发出”。[36]这样一种注重情感培养的教育思想使人想起法国思想家卢梭。卢梭在他的论教育的主要著作《爱弥儿》中不仅突出情感培养高于知识传授，而且在教育方法上主张顺应被教育者的本性，让其身心自由地发展。所不同的是，卢梭更加倾向回到自然状态，反抗人为的枷锁对人的心灵的束缚，属近代浪漫主义的代表；梁漱溟则倾向于人的道德情感，反对知识的绝对化倾向。如果说在卢梭看来，自然的就必定是道德的话，那么，在梁漱溟看来，可能就是，道德的就必定是自然的。在这一点上，卢梭与反对“道德”的老子可能更加接近。不过，总的看来，梁漱溟与卢梭同属人本主义者，在现在社会中都是感伤主义者。所以在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上是能够沟通的。
与卢梭主张回到“自然状态”的浪漫主义不同，梁漱溟主张组织乡村社会，以伦理组织社会。针对民国以来的教育现实，梁漱溟主张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人，使受教育者能得着“一个人的圆满”，而不只是获得某一些生活的技能与知识。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梁漱溟在接受现代化的问题上虽具有一定的保守倾向，但在当今中国的现实危机面前，他不可能只是一个十足的保守主义者。对于现代化，他有保留地保持了某种妥协性，肯定中国人不能拒绝科学与民主，否则我们当不配谈人格。然而，当我们想起尼采愤怒地指责德国的教育制度只是醉心于培养官僚制度中的机器以及只会某些谋生手段的工程师专家，而不是重在塑造培养能改变世界、创造新价值的真正“超人”的时候，梁漱溟对工业社会中异化现象的抗击则因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变得更加暖昧了。梁漱溟的时代与民族的坐标由此自显。显然，他与尼采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对于教育上的知识与情志问题，梁漱溟只是本着一贯的儒家立场作出了上述的回应。
基于儒家的基本立场，梁漱溟在为等办曲阜大学所写的《办学意见述略》中谈到他办学的宗旨。他说，我们办学的“真动机是在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所谓与青年为友一句话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帮助他走路；二、此所云走路不单是指知识技能往前走，而实指一个人的全生活。”[37]但是，现在的教育形势非但不以此为目标，反而是只讲授传授知识，照钟点讲课，根本不顾及学生的心理和生理，不了解学生的体质、资禀、性格、脾气、以前的习惯，家庭环境，乃至此刻他心中主要的问题和思想。即使有人欲在培养情志上下功夫，也是以知识传授的方式，这怎么能真正帮助学生，引导他走路呢？梁漱溟看到这种情形，心理实在太痛苦，因此，才尝试着自己去办学。
其实，梁漱溟所说的与青年人交友，“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从梁漱溟这时对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措施的有关论述来看，所谓情志的培养，就只能通过儒家传统的讲学授徒方式才能真正实现。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提出“今日应再创讲学之风”。他说：“照我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一个个替他开出一条路来去走。”[38]这可以说是梁漱溟认为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教育途径。不过，在这里，梁漱溟仍然没有忘记，在他一肩挑着民族的重荷的时候，另一肩则挑着时代的重荷。他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他说：“现在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39]先有了正确的人生态度和情志，才有可能接受现代化。否则，是谈不上现代化的。这是梁漱溟的结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教育及人的情志的培养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