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出路
那么，中国文化到底应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中，梁漱溟对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提出了三条可能解决的道路：
（一）如果东西文化的确根本不同，不能并存，无可通融，而东方化又已经的确到了绝地了，那末，我们就痛痛快快地把东方化丢掉。如明知其无法再存在下去，而还死抱着不放，岂不是要与他同归于尽？
（二）现在东方化受到极重大的压迫，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倘若我们能看清楚，他目下虽然受窘，将来一定有翻身的一天，自然对于现状可不必顾虑。但是我们必须有一种颠扑不破的理由，还须找出如何向“重复昌明”走去的路。因为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向前走，不能停在半路上，老等着他自然光明起来。
（三）如果认为东西文化确有调和融通之道，那就必须指得出解决以后可以给我们走的一条明显的活路。像现在这种“东西杂处”的样子，不会有解决的。[53]
在梁漱溟看来，如第一条道路彻底丢弃自家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不可能的，那样，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了。第二条道路坐等“今日的局面而求其通”也不是积极的作为。最后，虽然梁漱溟批评过东西调合论，但正如他的一位支持者所说的，从他的整个文化理论中的确看不出他反对文化调合论的理由。[54]事实上，在我们看来，梁漱溟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依据他的思想线索，的确与此文化调合也再难以相互分别。我们的理解是，他反对的东西调合可能指的就是自然而然的“东西杂处”，而不是东西文化的某些精神方面的相互吸取。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倒是符合他的基本思想的。因为，我们知道，梁漱溟认为文化的根本在于人生态度。不同的人生态度现实地杂处在一起，的确是相当危险的。试想，一个持向前争执态度的人与一个谦恭退让的人杂处一起，会是什么情形。而假如一个民族都是这样一种杂处，甚是难以想象。
然而，虽然东西文化杂处要不得，但汲取借鉴外来文化的精神则是可以的。可以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的中国人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社会背景下，所应持的人生态度，正是基于此而提出来的。他认为，当前中国人所应持的态度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55]第一条没什么疑虑，印度的人生态度不能拯救当今的中国文化。第二条，对于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当然指的是其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而对其态度要改一改自然是指对人生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条“批评的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则是要在保持中国人原有的人生态度不变的情况下去批评中国人“不求争持”、“随遇苟安”的态度。
1922年，在山西的一次讲演中，梁漱溟曾说得更为具体：第一，西方人在那条路上所成功的，我们也应当做到，否则很不利。要全盘承受西方的科学民主，中国人应相应改变自己做人的态度和基本的精神。比如在政治方面不能一昧屈己让人。“完满的人格，不应有个性的屈服”。大家应通力合作，保持自己的权力，反对别人的侵略。第二，家庭很应保持，中国人很富家庭生活的乐趣。第三，物质方面要大力向西方学习，赶超西方。第四，科学知识的开发也非常重要。第五，中国固有文化的研究应继续，不过这是少数专家的职责。[56]
梁漱溟为中国文化指定的路向遭到了人们的批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李石岑即指出梁漱溟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而又“根本改过”是自相矛盾的。李石岑认为，西方文化经“他这全盘的一受，又根本的一改，恰好弄成一个对销”。[57]在李石岑看来，东西既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路向，那么，西方文化中的“赛因斯”态度和“德谟克拉西”态度，都不是能用中国文化、孔子思想来加以改造就能解决问题的。另一位对梁漱溟思想“差不多全体赞成”者则不赞成梁漱溟反对中西文化调合，在他看来，中西文化“非调和不可”。[58]
显然，这里，的确存在着“理解的误差”。按照梁漱溟的理解，文化是整体的，牵一发动全身。枝枝节节的改造无济于事，根本的是要从人生态度着手。但是，现在，梁漱溟则要“批评地重新拿出自己原有的态度”，并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这不是自相矛盾是什么！再说，这种态度与文化调和论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总体看来，梁漱溟貌似矛盾的说法是并不矛盾的。
其所谓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自然指的是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对作为理智产物的科学与民主的“全盘承受”；其所谓“根本改过”，当然指的是在人生价值、终极关怀层面要改变西方人的人生态度，即科学、民主植于其中的“体”。就是要用中国的人生去接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这正是后来新儒家的总体方向。只不过，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并未曾明确表述，但从其一贯的思想看来，正是他开启了新儒家以儒学道德本心去承受现代化的大门。当然，以中国的人生去接纳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一般泛说的“调和”，更不允许东西“杂处”。基于此，梁漱溟说：“现在最重要的，在如何使一般国民采取西方要求的争持的态度，而一方面还要守定我们固有的一个旧态度，就是视为应当——义——，是为要求人格的完全，而不视为利，果然能够如此，或者可以免去以前两样危险，而奠定我们的国家。”[59]所谓的“两样危险”，指的是对在上的威权没有抵抗，没有保护自己权力的要求，以及只逐利而忘义。到了30年代，梁漱溟的这一思想非常明确地表述为“理性为体、理智为用”，体用不离。就此而论，梁漱溟的思想有时虽有表述上的问题会引起误解，但其前后思想始终如一。
不过，要简单地将梁漱溟的思想归纳到“中体西用”这个模式里去也是不全面的。梁漱溟虽明确地说，中国人讲文化，当然是中国文化本位。然而，作为现代新儒家逻辑发展的起始点，梁漱溟亦曾颇有深意地说，“中国本位”是将来自然到达的结果，用不着此时预存成见。[60]现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是唾弃的时代，我们要慢慢地才能重新找回自己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梁漱溟的这一思想逻辑地包含着两种可能。中国文化当然是以中国本身的文化为本位，但在这个前提下则可以发展出“西体中用”、“中体西用”。但就梁漱溟本人的思想而言，他似乎是立足于两者之间的“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说”。这一点既符合他作为逻辑始点的基本特征，也与他力图以不偏不倚的超越眼界不断地追求“对”的理性精神是相一致的。
基于此，我们认为，梁漱溟在过去一直被当着顽固保守派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历史的不幸。任何一种历史的不幸，人们均将为此付出代价！
这样一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在梁漱溟那里必然就是传统的自我更新与自我改造。梁漱溟将其表述为“老根发新芽”。他说：“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所谓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会而言。……自一面说，老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已不能要了，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可是自另一面说，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所以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中国老根子里所蕴藏的力量很深厚，从此一定可以发出新芽来。”[61]文化是后天的产物，是可以改造，且能够改造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始终不会被打倒的。只要人类存在，中国人的精神即可存在；因为人类之所从来即由于此（理性），中国人能把握住这个（理性），当然可以站得住。”[62]民族文化真生命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丢弃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民族文化新生命的开展，全在循其固有精神而求进，而向上，不能离开它而向外求，更不能倒退回去降格以求。而且，梁漱溟还坚信，不仅中国文化的自救必须发挥自己的特长、站在自家原来的基础上奋斗，而且中华民族因其早熟之熟而实负有开辟世界未来文化的使命。
那么，在今日中国的困局中，具体应怎么办呢？梁漱溟认为，首先还得从根本的人生态度上着手，要根本地改变那种对上不求争取自己的权利，对现实只逐利不要义的价值观念。要实现这种目标，首先得从改造人生开始，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一个个替他开出一条路来去走”。一个人必确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动。他相信，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舍此便无别的路。
显然，在梁漱溟看来.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精神境界对于人的生活是第一位的，要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必得从人生观上着手，舍此就只是舍本逐末。他的这一改造文化与社会的进路是符合儒家传统的。但是，问题在于，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精神境界是会随着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物质、制度、风俗等社会文化层面的“全盘承受”，人们的文化选择、价值取向更加多元，生活信念、态度、追求、境界会更加丰富。在重新拥有我们的文化认同时，在肯定“老根上发新芽”的同时，我们还在拥抱西方，拥抱世界，植下新根，继承数百年中西结合的新传统中的合理成份，把我们的现代文化建设得更好！
[1]《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62页。
[2]《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516、503页。
[3]《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516、503页。
[4]《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504页。
[5]参见艾恺：《最后一个儒家》，第190页。
[6]《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23、128页。
[7]《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314页。
[8]《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23、128页。
[9]《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702、701页。
[10]《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32页。
[11]《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702、701页。
[12]《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702页。
[13]《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33页。
[14]《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314页。
[15]《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275页。
[16]《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869页。
[17]《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25页。
[18]《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701—702页。
[19]《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53页。
[20]《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306页。
[21]贺麟：《梁漱溟与东西文化问题》，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96—197页。
[22]《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762页。
[23]《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34页。(https://www.daowen.com)
[24]《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554页。
[25]《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37、136页。
[26]《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37、136页。
[27]《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37、136页。
[28]郭齐勇：《文化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71页。
[29]《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31、129页。
[30]《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31、129页。
[31]《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83页。
[32]《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83页。
[33]《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59页。
[34]《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117页。
[35]《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83页。
[36]《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85页。
[37]《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88页。
[38]《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37—138页。
[39]《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84页。
[40]《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98页。
[41]《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04页。
[42]《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88—89页。
[43]《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88—89页。
[44]《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46页。
[45]《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65页。
[46]《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63页。
[47]《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116页。
[48]《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31、532—533、533页。
[49]《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31、532—533、533页。
[50]《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31、532—533、533页。
[51]《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36页。
[52]《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141页。
[53]《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257页。
[54]严既澄：《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民铎》杂志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
[55]《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28页。
[56]《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664页。
[57]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民铎》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
[58]严既澄：《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59]《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676页。
[60]《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440页。
[61]《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504—505页。
[62]《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504—5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