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有待与无待

有待与无待又称有对与无对。它们是人向外和向内两种不同的人生趋向导致的两种不同的生命存在状态。

梁漱溟认为，所谓“有对”，即“展转不出乎利用与反抗”。相反，“无对”则是“超于利用与反抗，而恍若其为一体”。这里，“有对”实指生命被拘定、不自由、被动的意思；“无对”则指生命的超越、自在、自由的意思。因为他说，一切生物，都无法超离其“个体对外性”，均限于“有对”之中。它们的生命被外物所牵引，也就局限于其所被牵引之物了。生命拘定于外物，就是被动的、机械的、不自由的。人类则不同，他要从“有对”超进于“无对”，获得生命的自主自如，流畅条达，获得生命的解放。当然，人首先也是生物性的存在，人生活在具体境遇之中，也要对环境有所利用与反抗，也难免被周围环境所囿、所限，而局于浅近狭小。但是，人的生命不会甘于居于浅近狭小，他要超越乎这些利用与反抗，破除生命的这些外在限制，而进于“无对”。所以，梁漱溟说：“人类唯以超有对，故能洞开重门，融释物我，通乎宇宙万物为一体。”[32]其所谓“无对”，亦即人之所以为人的类本质的实现。

可见，梁漱溟所谓的无对，指的是生命从役于外物的境地中超拔出来，向上争取所得之自由和解放之意。它当然不是指的万物存在的本然状态，也不是指摆脱万有而能达到的状态，实际是破除和超越物质对待的“没有什么能所内外”完全“与物同体”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作各种不同的描述，如：“自得”、“自由”、“生命的圆满”、“智慧的生命”、生命的“流畅”“条达”等等，这是一种生命存在的体验。

此种生命的存在体验不是执持向外逐求的人生态度所能获得的。那样将永不会得着生命的真义。只有向内用功，“发乎向上之心，或发乎同体之情”，内有自觉又外无所为的东方人生态度，才能进于无对。[33]

梁漱溟认为，相对于西方人而言，中国人的生活无他，只是自得——从自己内在精神上努力不止，进击不已而矣。这种内在精神的奋进不息，穿透生命的层层拘所而日进无疆，就是生命的完满与圆融。虽然，早期梁漱溟对生命的圆满是从自然主义立场上理解的，但愈到后来，梁漱溟愈对儒家内在心性修养功夫有深切的体认，将生命的圆满俱足与内在精神的挺拔向上统一了起来，形成他所谓“内有自觉而外无所为”的思想。

这种从有对超进于无对的精神努力过程实际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孔子要做到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自己不跟自己打架的努力过程，也是他在《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中所谓的“意诚”、“毋自欺”、“身心合一”的功夫。[34](https://www.daowen.com)

在梁漱溟看来，西方人的人生态度实际就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从“有对性”出发的人生态度；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则是向往人类所以异乎一切生物的“无对性”的人生态度。[35]从“有对性”出发即从理智出发，产生出科学；从“无对性”即人性出发，产生玄学与艺术。他说：“你看科学为什么偏出于宗教障蔽最强的欧洲，而为什么中国人心思开明，无为之障蔽者，却竟尔数千年亦没有科学产生出来？这是什么缘故，你能回答么？这就为两眼向外看（第一态度——即有对性——引者）与两眼转回来看自己（第二态度——即无对性——引者）之不同而已。两眼向外看则所遇为静的物质，为空间（其实化宇宙为物质，化宇宙为空间耳；曰遇物质遇空间，特顺俗言之。）为理智分析区划所最洽便适用之地。回来看自己则所遇为动的生命，为时间，为理智分析区划所最不便适用之地。西洋天才英伟之伦，心思聪明向外用去，自就产生了物质科学和科学方法，更以科学方法普遍适用于一切。中国天才英伟之伦，心思聪明反用诸其身，其何从而产生物质科学和纯乎理智把戏的科学方法邪？其所成就盖早与西洋殊途；然而没有科学，就耽误了中国人。”[36]显然，正如我们前面已指出的，正是由于中国人理性至上的根本精神、实践体证的人生归趣，促使中国人“向内”去追求“无待”的生命自由境界，从而抑制了中国科学与民主的发展。在梁漱溟看来，这是必然的趋势。

相反，西方人自近世以来，大发挥其“有对”的精神，对外物不断利用和反抗，的确在这一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一部西洋近世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个人主义活动史。西洋人向外追求“有对”，从根本上说是以人的自我（与外物相对待）觉醒开其端。梁漱溟认为，西方人认识了自我，肯定了自己，必然向前要求现世幸福、个性权利；后来又得着“以‘开明的利己心’为出发”的哲学论据，“以‘自由竞争’为法则”的社会公认，于是大演其个体对外竞争的活剧；所有征服自然的物质文明，打倒特权阶级的民治制度，一切有形无形，好的坏的东西，便都由此开发出来。显然，由于西方人从乎身的方面，必然要求“利用厚生”向外逐求，但却把这一点发展到极端，以致于理智极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和掩蔽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在梁漱溟看来，这种向外的“有对”的追求，必然是发展了科学与民主。

在梁漱溟看来，中西文化“无对”、“有对”之分别既反映了它们不同的人生态度与人生追求，也反映了心的文化与身的文化之分别。作为心的文化，中国文化是理性精神的真正体现；作为身的文化，西方文化则体现了近乎动物本能的方面。中国文化是作为人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从动物转向人的过渡期的文化。由于西方人震撼于外力，诱慕于外物，为外物所拘所囿，其作为自由的人类生命本身，自然就落于被动而丧失了自己之体了。现在西方人“物极必反”，其文化的发展已经显露出转向东方的苗头，所以，东方文化美好的未来已初露曙光。

很显然，梁漱溟仍然是在坚持和发挥孟子思想中人的本质规定是道德的思想，并将理想、应该当作现实。这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必然结果。当心学将人的本质界定为道德本心之时，就将人的身、本能、欲望等等作为心成就自己的对立面。身、本能、欲望，只是人的动物性。在宋明理学中，它们在人的本质规定中没有地位。梁漱溟在中西文化的对比分析中，基本上仍然坚持了儒家传统思想。然而，时代条件的变迁，儒家过去坚持自己心性之学的环境不复存在，现在要面对西方的本能文化，又不失儒家理性主义的基本文化立场，那就只能是“暗示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了”。

在我们看来，梁先生的这种比较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实际上，中西文化都有其对身、心各方面问题的关注，中西文化都有“向外”去追求“有待”和“向内”去追求“无待”的趋向，都把道德理性、道德自我的肯定和物质文明、“利用厚生”问题的发展放到了一定的地位。不能说中国古代无科学，无物质文明，只能说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及科技活动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与西方近代科技的发展有区别。也不能说西方传统中缺乏道德心性的滋养，只能说西方道德、西方人心性的陶养及伦理方式，有基督教等宗教和其他文化背景，有自己的特色。儒家“反身向内”的心性之学，的确有其优长，在现代还可以转化，但亦有其局限性。所以，文化的比较一定要注意可比性、层次性和具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