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及早年求学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后改字漱溟。“溟”有时亦写作“冥”。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9月9日（农历）生于北京安福胡同的一个官宦家庭里。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海战的前一年。
梁家谱系可上溯至元代忽必烈的第五子之后也先帖木耳。明代，其家族定居汝阳，改汉姓梁。清初家迁至广西桂林，曾祖父宝书1840年会试中进士，遂离开桂林入京。祖父与父亲皆生长于北京，至漱溟为第二十三代。
梁宝书尝任直隶定兴、正定、清苑等地知县，在位为官清廉，史书有载。祖父梁承光少年得志，年十八举顺天乡试，任内阁中书，委署侍读。其性豪迈，好兵家言。后补山西永宁知州。为军事劳顿，英年卒于任所。父亲梁济，字巨川，又字孟匡。1859年10月10日出自承光之侧陈氏。梁济为嫡生二母所厚望，幼读儒书，承嫡母刘氏教诲益深。1885年秋举顺天乡试，于会试不第。任人慕僚，随赴顺、直等地视学典试。1898年，任内阁中书。1906年掌外城巡警总厅新建之外城教养局。1908年，嫡母刘氏病故，辞官守制，故不复出。
梁济关心国家民族前途与下层百姓疾苦，笃志务实，厌恶虚文空谈。值此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时，梁济鄙弃一般保守复古主义者的愚蠢与狂妄，认为当前中华民族的得救靠传统经典是无能为力的，欲图救国救民，惟在西洋事功。其思想在一般官僚士大夫中间自是开明。他不堪与官僚中的保守主义者为伍，而对康有为的维新变法，颇为同情，认为改革变法才是“自强之本”。梁济还积极支持友人彭诒孙并参与创办了儿童杂志《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以开民智为宗旨，欲图教育民众，影响社会。
然而，事情总有它的两面性。梁济毕竟是读孔孟儒书成长起来的人，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清王朝自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笃志事功是眼下救国家于危亡、救百姓于水火之燃眉，却并不等于完全抛却传统、斩断与清王朝的感情。因此，问题并不像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样简单。果然，一旦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累世仕清，本人又“以正途出身在内阁十年”的梁济，便表现出沉重的怀旧情绪，继而对政治上的革命即推翻清王朝既无可奈何，又不以为然。他说：“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2]及至民国初立，政治局势更趋混乱，革命不仅没有真正实现革命者原来的理想，反而“徒为大盗窃国之资”，更使梁济平添无限忧愁。张勋复辟失败，曾密书劝阻其复辟蠢举的梁济又致信以死节相励。奈何张勋等人又为苟全性命，托庇于荷兰使馆。梁济痛心疾首，深感世事如此苍凉，人心如此微贱，缘何苟且于人世，终于定下久已萌生的以身殉世的决心，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3]1918年10月初七（农历），梁济投水于积水潭，时值他六十寿诞的前三日。
梁济自杀身死，在北京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许多人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新青年》为此还专门组织过讨论。其主调是：精神甚是可贵，但为满清殉身则大可不必。
父亲辞世时，梁漱溟25岁。父亲弃世而去，梁漱溟痛苦不已。但其思想则是很复杂的。原因就在于，父子二人对清王朝的灭亡与革命党的胜利所持态度并不一致。然而，从感情上讲，这一事实仍然是难以接受的。梁漱溟说：“我父亲主张维新，对新学持开明的态度，且为人忠厚笃实，包括他以身殉道的意念和决心，我心里也是敬佩的。”[4]随着时间的流逝，思想的变化，梁漱溟对此事的解释前后亦略有不同。
面对父亲的悲剧所遭致的各种议论，梁漱溟解释说：“当四十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显起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摄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为；在那时代便是维新家。到六十岁时，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5]梁漱溟的这一解释不能说毫无道理，甚至可说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不少主张革新变法之士，到晚年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保守的趋向。康有为、梁启超、甚至严复都不例外。但是，仅仅以年龄和由年龄变化而引起的精神状态的变化来解释某种思想的矛盾，特别是梁父由一个开明的主张维新的官吏，最后走向以身殉道之路的悲剧，显然缺乏强有力的说服力。面对人生中的这种紧张与分裂，必须追寻到人的精神世界内部。因为，自杀毕竟是人的自我抉择。即使按照梁漱溟一贯的生活逻辑，他也不会仅仅停留于以年龄及精神状态的变化来解释事情本身的地步。梁漱溟既是“问题”中人，其父的悲剧也一定是他生活实践中遭遇到的“问题”，并且不是人人可求的“问题”。他一定要对“问题”本身有一个彻底的解决，即对人类生命现象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否则，便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果然，在30年后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再度回首这个“问题”时，认识便深入了。他说：
“三十年前，我先父亦即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此种卫道精神，近于宗教家之所为，却非出于迷信而宁由于其宝爱理性之心。”[6](https://www.daowen.com)
显然，此时梁漱溟心中的父亲，已不再仅仅是因年长而趋于保守之士，而是为自己的理想，为“理性”而献身的人，是为“理性”而“奔赴”之人，是为信仰（并不是宗教信仰）而牺牲肉体生命之人。梁漱溟前后思想上的不同，昭然若揭。
梁漱溟人格的形成与思想的产生，受其父的影响难以估量。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任何别的父亲能像梁济对自己儿子那样信任乃至达到放任的程度。的确，很难理解，深谙人间世事的梁济，居然对作为中学生的梁漱溟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里，与革命党人交往，后来又跟着他们一起去弄什么手枪炸弹一类的革命“把戏”，虽不赞同，却又不加干涉。对梁漱溟由政治革命、社会主义转入佛家，并持志出家，拒绝议婚，亦不干涉。父亲所做的最多不过是让儿子知道自己的想法就足够了。
对这个“问题”，梁漱溟在《朝话》中解释道：“这个信任或放任——这放任非不管，另有他的意思，即于放任中有信任。——给我的好处帮助太大，完全从这消极的大的帮助，让我有后来的一切。大概在先父看到这一点：这孩子虽然是执拗错误，但自己颇有自爱要强的意思，现在虽错，将来可‘对’，这‘对’可容他去找，现在不要干涉。先父的意思，恐怕就是这样。”[7]对其父的放任或信任这个“问题”用心思的结果，使梁漱溟懂得“对”（实即他的“理性”）只能在实践中自己去寻找。“对”或“理性”不是现成可坐享的，它要求人自己不断地努力追求。梁漱溟毕生自信与执拗的特质，处处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与解决其所遭遇到的“问题”，使其言行符合内心“理性”的作风，是与其父有意无意的不言之教分不开的。
相形之下，梁漱溟所受的学校正规教育，对他性格的形成与思想发展的影响要小得多。梁漱溟的学童教育是断断续续完成的。[8]与同时代其他孩子不同的是，梁漱溟自幼没按常规安排读过孔孟经典。据他自己说，这一点倒成了日后其思想发展与转折的主要原因之一。[9]最后，梁漱溟小学毕业于一间由江苏旅京同乡会所办的江苏小学堂。梁漱溟后来回忆说：“尝闻诸亲长，余儿时甚笨，独个性强；此在我已不自记忆，但忆十岁前后，读书能力视同辈为差。”[10]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连续上完五年半，正式毕业，取得了他的最后学历。当时的所谓中学，其实与后来的大学相比，并不逊色。梁漱溟与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等同学交好。年长的廖大哥根据各人最大的毛病，替各人取定一名字呼之，以示警策。姚性急为“暴”，王近庸懦为“懦”，廖自称为“惰”，梁漱溟孤傲为“傲”。梁漱溟后来说，他当时的确很傲慢，神情间好像是个将来做大事的人，有时竟好像已经成了伟人一般，不大喜欢同别人说话。梁漱溟不喜欢国文，但爱做翻案文章，偶也被取为第一，但多数归于失败。国文老师颇有远见地批曰：“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中学第三年，梁又与低一年级年龄却长两岁的郭人麟（亦作仁林，字晓峰）交好。郭君性情颇为古怪，难与同学相处，凭其渊博的学识与较高的人生哲学体验征服了梁漱溟孤傲的心灵。梁尊其为“郭师”，还将其与郭的谈话纪录装订成册，名曰“郭师语录”。同学们讥梁郭二人为“梁贤人、郭圣人”。1911年冬梁漱溟中学毕业，走向社会。
比较而言，梁漱溟的课外自学对其知识和阅历的增长，影响要大得多。他主要的课外读物是当时出版的各类杂志、报纸或专门著作。其中，被梁漱溟尊为父执的彭诒孙主办的《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使梁早年得益非浅。中学毕业后，梁漱溟主要靠自学。他拥有从日本传递来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三年六巨册，梁启超编《新小说》月刊全年一巨册，固之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与蔡元培是青年梁漱溟常常为之感怀的两个人。同时，梁漱溟又常读立宪派的《国风报》、革命派的《民报》等，思想上深受薰染。梁漱溟也由早先主张立宪，而后来又倾向革命。
早在中学时期，梁漱溟就由同学甄元熙介绍，于1911年上半年加入了京津同盟会。梁氏父子之间政治态度不同，常有争论，然亦相安无事。中学毕业，梁漱溟任《民国报》记者，在新闻界颇为活跃。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了日本幸德秋水著《社会主义之神髓》一书，其中有言反对私有财产，谓私有制乃万恶之源。梁颇有同感。此时，梁漱溟认识到，要克服社会弊端，只有“拨本塞源，只有废除财产私有制度，以生产手段归公，生活问题基本上由社会共同解决，而免去人与人间之生存竞争。——这就是社会主义”。[11]梁氏遂作《社会主义粹言》，油印数十本，分送与人。此时，梁漱溟所谓的“社会主义”并不深奥，全是经他自己思考而得。而他这时的“社会主义”理想，也是从人生问题的角度提出来的，还没扣合到中国问题上。但其遇事认真、注重实践的品格则已经多有表现了。比如，于街道上看见人力车，便觉坐人力车是件很可悲之事。见两警察用绳索牵一小偷，颇感愤怒，觉得一切社会流弊都是因私有财产而起，与小偷有什么关系呢？越想越气，几欲夺而释之。[12]
总起来看，此时的梁漱溟主要受到其父务实作风的薰陶，向志事功，思想务于具体事务，而于“民族精神”、“东方文化”这些还靠不实的所谓“大而无当的话”是厌听的。直待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在现实中碰了钉子、生活上吃了苦头，才发生转变[13]。与此同时，他后来注重实践，凡事亲证的品格也就由此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