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道与踏在道上
梁漱溟在由泰州自然主义返归宋明儒学的路上，经历过“甘苦”，深谙道德不是必然的，人心不是可坐享的。那么，成就人之为人的路究竟何在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阳明又表现出很大的分歧。
按梁漱溟的理解，阳明的功夫的确简易直截，叫人可“一脚踏在道上”。他认为，阳明为学“须得着个头脑，功夫方有着落”的思想，固然得着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就阳明本身而言，似并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但问题是，在当今西化大潮风起云涌之时，一般凡夫俗子如何求学，如何能得孔门之旨呢？
为这个问题，梁漱溟认同“近道”的为学路数。
“近道”者，“于道为近，虽不即是道，而可以入道或合于道之谓。”[6]梁漱溟认为，突出地着重讲的“近道”这一层，是伍庸伯解《大学》不同于昔贤最紧要的地方。梁漱溟认同伍庸伯的这一见解并有自己的体会。梁漱溟认为，自然，阳明功夫直截，其“致良知”之说得自其“百死千难”的人生境遇。可是要知道，“百死千难”的人生境遇原非人人所有，也不是人人可求而得的。凡夫俗子“致良知”该如何着手呢？再说，若阳明无其“百死千难”的现实人生，那阳明就不是不能成其学了吗？[7]本体与功夫的同时并致（既活动又存有）在理论上也无可指责，但倘若未曾识得头脑，或一朝识之而又失之，又如何实践呢？这种“是即是，不是即不是”的简易直截功夫，不是每个人都能承担的。梁漱溟说：“我们未尝不可设想：功夫不离本体，即本体以为功夫，无须乎近道而自然合道。明德、明明德在这里便都是道，没有分别。这最为高卓，或亦是理合如此，世上可能有其人，有其事的。但这岂能期之于普通一般人？”[8]梁漱溟批评说：阳明忽视了“近道”这一层次，只是面对资质高卓之人，对普通人则是难以付诸实践的。
显然，在这里，梁漱溟没有将陆王心学区别开来，而将其作了简单的处理。阳明心学的功夫实际上是“即本体即功夫”与“即功夫即本体”二者的统一，梁漱溟只抓住前一个方面来看阳明，是对阳明的误解。从这一点出发来理解阳明，得出他的结论就是很自然的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梁漱溟与阳明分歧的一个重要关节。
那么，按梁漱溟的意思，普通人应如何近道呢？他说：“精神莫逐逐于外，而返回到身上来，不离当下，便自近道。故曰‘反之’，亦曰‘身之’。”[9]这个“近道”也就是所谓的“下学”而“上达”的过程。在《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说：“下学云者，其殆谓此身在自然界和社会息生活中，常不失于自觉，能勉于无支离、无违异……日就月将，形气之为碍浸浸消融，而于宇宙生命本原之通透则升进不已，其是之谓上达。”[10]
显然，在梁漱溟看来，实践孔子之仁的人，是生活在“自然界和社会息息生活”之中的具体的人。他有“形气”，故而难免支离、违异，有时甚至退堕。对于这样的人，要做到“仁”是不容易的（颜子能做到三月不违仁）。即使做到了，也难以保持长久。这样，为仁、近道是一个很漫长的实践过程。故而求仁者当“兢兢业业葆任勿失”。
相反，像梁氏理解的阳明那样教人，对资质高卓者自然便收简易直截之功，而于一般普通人则不是“冒认良知”、“意气自专”，便是苦于不得入处，“时时在向内摸索中，对外面照顾不及。”[11](https://www.daowen.com)
看起来，梁漱溟力图要将阳明面向“资质高卓”之士的“简易直截”的“致良知”功夫，下落到现代“日益世俗化”社会中的“凡夫俗子”身上，使其在“日就月将”的现实生活中去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应该肯定，梁漱溟这一愿望既是一种现实的儒者态度，也是禀承泰州学派的基本学脉的。
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指出的是就梁漱溟本身而言，他之强调修养上的“近道”层次，是与他个人人生实践的体验有关的。他一路由功利思想到佛，由佛到儒，又由泰州到宋明儒学，生存于“身”与“心”之间。“身”自然是“心”难以忽略的一道屏障。但是，显然，“身”在梁漱溟那里也并不完全具有消极意义，而是有其积极作用的。“身”有其相应的位置。如，他的世界文化模式将注重“身”的西方文化排在“本来”的文化路向的第一期位置上，足以说明梁漱溟承认“身”是“心”的基础。“良知”只能是在“身”的基础上去培育开掘。
这一点，梁漱溟不仅与阳明相区别，而且与泰州学派也不相同。阳明将“身”反视为“心”发挥的场所和实现的条件。“身之主宰便是心”。身之存在只是为了成为“心”实现的条件，在“心”中没有“身”的地位。阳明的这种至高无上的“良知”本体反过来抑制“身”，限制“身”，但“身”除了充当“心”的落实材料之外，似乎并无别的作用。泰州学派坚持生活的“无所为”、“自然”，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心”的绝对主宰地位，甚至到后来出现“身”就是“心”的情况，但即使如此，亦没有把“身”摆在“心”的基础地位上。
梁漱溟显然是承认个体生命是基本存在前提的。但是，梁漱溟并没有放弃“心”对“身”的控制统御权。“身”虽是生存前提，但“心”才是人的真生命。如果放弃心的主宰地位，那人就只能是生物性的肉体存在，而不是人了。就儒者看来，其实，心与身是不能分割而言的，心身合一谓之中。只是从先后说：“心随身来，身先而心后。”[12]若从作用说：“心之为心，在其能宰制，能统驭、能操纵，能发能收。”[13]这样，梁漱溟的思想仍然属于儒家心学一系。不过，梁漱溟似乎更加注意到“发”的必要，即“照顾外边”的必要。
也许，梁漱溟对身予以注意是受到泰州学派的影响，但从时代环境方面的作用来看，其影响也不可低估。因为，从传统儒家心学的眼光来看，西方文化正是“身的文化”。但今天，“身的文化”发展出物质的文明，而且成为“心的文化”的威胁。“心的文化”既然要高于“身的文化”，就必须正视“身”的层面。因此，我们可以说，梁漱溟的修养思想实际上是传统心学在当代东西文化交汇时代的一种折射。事情正是这样。
当然，对于儒家而言，在当代社会中它要更多地加以注意的，必然是“根器”不高的普通人。对于这样的情况，自然是要强调即功夫即本体的层面。这个层面也就只能是在“近道”层次上，反复实践、反复砥砺、磨炼的过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