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理性是相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理智而言的。分别就理智与理性在人类生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一个可称为工具理性，一个可称为价值理性。
理性是人的类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梁漱溟说，人之所以优越于普通动物就在理性。按照这种逻辑，自然，人不可丧失自己的理性。就理智而言，虽然它也是人的一种心思作用，但这种心思作用与理性的分别就差“而有情”三个字上。[14]理智是冷静的、客观的，因此可谓“平静通晓”，但理智只是一种冷峻的知识系统，没有感情。理智亦是人类的特征，但不是其本质规定。从梁漱溟对理智的基本规定来看，理智实际上指的是西方人向外求取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其基本含义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理智的规定基本一致。不过，梁漱溟30年代以后，很少再用理智来指谓西方人的生活。这样，理智实则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一词。理智概念逐步与西方人的理性概念接轨，大概是由于梁漱溟在遭到人们批评（认为他不了解西方人的宗教生活，故而把西方人的生活看成是理智的生活），对宗教有所注意而引起的。这样，理智实则就不指一种生活而主要指的是与科学有关的逻辑思辨，概念推理以及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理性与理智分别作出自己的规定以后，梁漱溟接着就来论述二者间的关系。
他认为，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是人的一切行为活动的方向与价值的发源地。理性本身就有价值取向，有价值判断寓于其中。比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这些道德命令就是有行为指向包含于其中的。它规定了人的行为动向。因此，理性是有力量的，有价值的。相反，理智作为心思作用缺乏“而有情”三个字，只是告诉人们一些“如果如此，则将如彼”的公式，没有方向和力量在里面。如果没有人赋予它价值，给它规定方向，理智则是无用的东西。理智必须为理性所用，才是有价值的。理智取决于理性。如果用普通的话讲，就是，知识是为人服务的。
这样，梁漱溟就基本上规定了理性和理智各自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理性是体，理智为用。体用不可分割。他说：“凡以理智为人类特征者，是从其生活方法上说；若从其主体——人类生命本身来说，其特征应该在理性。理性是体，理智为用；用不离体，而体用可以分说。”[15]“理性是生命的本身，是体；理智是求生活的工具，是用。”[16]总而言之，理智是人类用以求生活的方法，人类生命之本体则是理性。人们当然可从中国传统哲学中体用范畴的关系来理会此二者的关系。
这样一来，整个人类的文化据此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绝大部分，属于为人生的存在而存在的工具和手段。理智是其中心。这些工具和手段是为人而存在的，是因为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它们要靠理性去规定方向和价值。离开了理性，它们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科学知识、方法技术、组织制度等等，均不出此例。作为理智的灵魂和统率的是理性。人生的取舍、好恶是非、去从等等才是理智的灵魂，行为的发源地。
这里，我们看到，梁漱溟从其特殊的儒家生命哲学的视野，看到了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从现代文明社会的异化现象中所看到的东西。维特根施坦认为，即使一切科学问题都得到解答，可人们的人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到，并且还以郑重的态度告诫人们，凡是不能说的都不要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人们对西方社会及工业文明造成的人的物化，单向度的生活的极烈反对，主要依据的论据就是科学不能解决一切，特别是人的问题。人的主体性、精神的完满性、丰富性在日益快速运转的机器文明和电子文明面前，应该保持其相对的独立与完整。因此，他们都力图要把科学还原为人的附属物，人的工具的地位。可以说，梁漱溟是当代新儒家之中，首先对这个问题作出反应的人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梁漱溟是20世纪新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
然而，与其说梁漱溟对科学主义的回应是出于对科学与工业文明异化现象的未来预见，还不如说是对于对儒家文化传统精神的本能护卫。只是，当科学与工业文明的异化现象以一种遥远的光线折射到20世纪的中国时，梁漱溟敏锐地洞察到了未来世界发展的前景，并将他至爱的儒家传统文化与心中构造的未来世界文化图景来了个“视界溶合”。事实倒是，梁漱溟在保证儒家理性精神的主体地位时，尽量要为理智保留更多的地盘。这与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正相反对。如果说西方人本主义是“物极必反”的话，那么，梁漱溟和他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则是在历史的这一头谨慎地迈开步子走向现代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在传统的精神价值与西方的文明病之间，他们别无选择。(https://www.daowen.com)
事实正是这样。在确立了理性的主体地位之后，梁漱溟就开始尽量从儒家文化的传统中找到理智的生长点，并力图从中发展出（牟宗三先生说从“良知”中开出）理智。
梁漱溟认为，理性与理智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人类心思作用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理性是在理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梁漱溟从生物的进化史来论述。他认为，生物的进化，是沿着其生活方法前进的。大多数生物，均依赖其本能而求生活。植物定住于一所，摄取无机质以自养，动物则游走求食。动物中进化出趋向理智的脊椎动物。动物之趋向理智反乎本能即是从本能中求解放。脊椎动物从鱼类、鸟类、哺乳类发展到类人猿，才出现了真正的智能。这个发展的趋向就是从本能日趋于理智的过程。但是，人不能停留于理智阶段，他要进一步发展出理性。梁漱溟认为，人有了理智，对周围物质环境的作用就不是直接的本能反应，而是能冷静下来，进行抽象思考，分析、推理和创造发明。然后，再对环境作出反应。就本能之单纯作为动物营生的方法手段而言，理智则同时可能是无所为的，即不是出于谋生的需要。这样，就为从理智冷静的心思作用向作为无私情感的理性方向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理智再往上发展，就是理性。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说：“盖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从这里不期而开出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17]理性是人类智慧发展的最高阶段。
这样一来，理性内在地包含着理智。理性高于理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理性至上主义，那么，其文化的优越性自然是不言而喻，抛弃文化传统更是愚蠢的。梁漱溟就这样解释了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并力图在儒家文化与现代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那么，如何解释禀持理性精神的中国文化反而会在禀持理智的西方文化面前处于劣势，至少是外在表现方面的劣势呢？梁漱溟说，那是由于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缘故。按照梁漱溟的思想，理性必待理智有了相当发展以后，才能开发出来，这是一般文化的路。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理智还没有发展到相应的地步，由于个别英雄人物如孔老的教化作用，而跨越了正常发育时期，提前进入了理性时期。这就是文化早熟。中国文化的一切优长之处，都是由于早熟之“熟”，一切不足和缺陷，都在早熟之“早”。中国文化现在表现出来的一切基本特征，都可用理性早启、文化早熟来说明。
比如说，因为理性早启，中国文化避免了愚蔽与强暴，不仅没有科学的应有发展与宗教的偏执，而且不尚武力、不求争持。在科学发展不起来的中国，由于“理性”——人类生命之体早启，它总叫人不要信仰于外，而让人“反省”、“问自己”、“求诸己”，求诸理性，自己把自己的理性拿出来，把判断标准放在自己理性上。[18]理性告诉中国人：“至德要道不必外求于神，圣贤师表皆与我同类。”[19]这样，梁漱溟不仅在理性之前安置了理智，将理性视为超理智的，而非是反理智的，给理智以一席之地，而且为其未来文化必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预言作了铺垫。只不过，对于理性早启的中国文化，现在面临的科学与政治制度的落后，那又如之奈何？这当然不可能要求中国重新返回退堕到纯理智阶段，也不可能照目前或它过去一贯的那样继续下去，而一定是保持理性的固有文化精神而发展（开出）科学与民主。梁漱溟思想中的理性为体、理智为用的思想已经预示着新儒家未来的发展趋向。
应该指出的是，梁漱溟在他提出理性这一概念之后，其对人类心理的认识已发生了改变。他不再象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那样，同意克鲁泡特金的道德本能说，用泰州学派自然主义来解释儒家思想。30年代，找到了“理性”，梁漱溟放弃了早先的那种直觉等于“仁”的自然主义思想和道德本能说，转而赞同原来所不同意的罗素关于人类心理的三分法。罗素就人类心理曾提出本能、理智、灵性三分法。当时梁漱溟对灵性没有理解。也就是说，梁漱溟从个人体验上还没有认同灵性。灵性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没有位置。但是30年代以后，梁漱溟寻找到了“理性”，马上就与罗素的三分法一拍即合。不过，灵性在梁漱溟的思想中变为了理性。[20]
在本能、理智与理性的关系上，梁漱溟仍坚持理性对于人而言，应该居于主体地位。理性是体；理智虽也是反乎本能的，但它与本能一样，居于用的地位。当然，就三者之现实表现而论，本能习惯（动物习性）亦常常篡居理性的主体。就本能与理性的关系而论，当理性为主，本能为工具即用之时，理性的表现皆通过本能而得以实现，所以无冲突。当本能篡居主位时，理性不在，亦没有冲突。二者的冲突主要发生在本能发于身体，理性却远于身体之时。梁漱溟认为，古代所谓理欲之争，义利之辨，恐怕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显而易见，在身与心、欲与理、利与义这些思想史上争论过的主要问题上，梁漱溟仍是立足于儒家的基本立场的。不过，因为梁漱溟在一定程度承认了理智的重要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承认身在心中的一定地位。这对于梁漱溟而言，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在他的文化哲学中，实际上已经给出了作为发于身的西方文化为人类第一期文化的基础地位。但是，总的看来，梁漱溟理性为体、理智为用的思想，实际是就中西文化所作的价值判断。只不过，梁漱溟并没有直言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正如贺麟先生所说：“他没有陷于狭隘的中西文化优劣的争执”，“巧妙地避免了东方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的见解”，但是，“不用讳言，他隐约地暗示着东方的人生态度比西方人向前争逐的态度要深刻要完善”。[21]贺麟先生所指的，诚然就是梁漱溟三种文化类型学说中关于中西文化各自特征的分析，以及他关于理性为体、理智为用的思想中所包含的真实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