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毛泽东
本来，从很多方面，梁漱溟与毛泽东就具有不可比因素。家境、教育、奉行的人生哲学以及后来各自成就的事业，都有很大反差。特别是，他们一位是政治家，一位虽也从事过政治活动，但主要是书斋学者。只是因为他们是同时代人，又同样为中国的前途命运追求过、奋斗过，一度是宾礼相待的朋友，后来又公开争吵而中断来往的人，所以要全面了解梁漱溟这个人及其思想，就有必要了解他与伟人毛泽东交往的始末。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直可上溯到：1918年北大教授杨怀中家；30至40年代梁漱溟两次赴延安；新中国建立以后，梁漱溟应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之邀入京……
早在辛亥革命后几年，梁漱溟的湖南籍本家兄长梁焕奎与同乡杨怀中交好，杨怀中亦因此常来梁漱溟家中。杨怀中与梁漱溟均爱好哲学，杨年长20余岁，且又任教于北京大学，梁漱溟乃常与之讨教。1917年，梁漱溟受聘北大，二人遂为同事，关系更笃。梁漱溟亦经常主动登门于杨家拜访。1918年初，梁漱溟晚间造访杨家，常见一高个操湖南口音的青年为其开大门。后来，杨先生告诉梁漱溟，这青年是他原来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学生，白天在北大图书馆上班兼学习，晚上住宿于杨家。当时，杨先生曾告诉过梁漱溟这青年的名字，但梁漱溟并未记住。
1938年初，梁漱溟带着对抗战的疑虑造访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居住地延安。梁漱溟做梦也没想到这位中共第一号人物是自己的老熟人。倒是对方的一番话唤起他久远的记忆。“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梁漱溟吃惊得频频点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65]梁漱溟在延安停留18天。就中国抗战的前途问题，双方交流了各自的看法。无疑，毛泽东对中国抗战前途的坚定信心深深地感染了梁漱溟。显然，双方在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道路等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毛泽东固然是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认识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武装革命的方式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而梁漱溟则是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中国社会无阶级分殊的观点来认识传统社会，因而认为阶级斗争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一方强调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而另一方注重特殊性。但是，双方态度十分友好，其分歧并没有影响到朋友间的友情。1986年秋天，当梁漱溟再度回顾这段往事时，毛泽东个人的风采依然历历在目：“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66]
1946年春，梁漱溟带着他的问题，即如何从现实中国过渡到理想中国的问题二访延安，希望从中共朋友那里找到好的答案。梁漱溟当时没想到，在内战即将爆发的时刻，他的中共朋友能够耐心听完他们并不一定都赞同的、他关于中国社会政治及前途的长篇发言已是相当不易的。因此，当梁漱溟在向毛泽东等人讨教并历述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时，后者都没有也不可能说什么。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但彼此政见和思想都不同。
但是，毛泽东没有放弃争取梁漱溟支持的努力。梁漱溟是值得而且可以争取的。
建国后，双方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对于梁漱溟这位只服膺自己内心“理性”的人，毛泽东不过是地位很高的老朋友。因此，对于毛泽东并非随意发出的邀请、提出的建议，梁漱溟都随自己的意而有所接受，也有所拒绝。这对于梁漱溟作为朋友的心态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对于听惯了交响乐团和谐乐章的毛泽东而言，梁漱溟的反应则是别扭的，不和谐的。所以，1950年1月12日，毛泽东宴请梁漱溟时邀其参加政府，梁漱溟其实也是基于工作方便考虑，以为还是先“摆在政府外边”好些。这在梁漱溟是真诚坦然的，但毛泽东听了则“显露出不悦之色”。[67]同年9月，在梁漱溟参观了华北、东北各省之后，毛泽东又建议梁漱溟去南方广东“看看”，梁漱溟以写参观见闻观感为由又以拒绝，仍不愿意“加盟”。
对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思想，毛泽东是了解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知识分子对国家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们头脑中积淀的思想则可能是有碍事业的，更不用说他们绝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所共同的情感。因此，这样的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转变立场”。下乡参观也可以说就是接受教育和改造的方式。
但是，毛泽东非常清楚的看到，梁漱溟头脑中的东西是很难清除的。他有自己的思想和原则，和中共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不时还会提出对现实的批评意见，摆出一副监督者甚至教师爷的样子。可能，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心目中一定不止一个，否则，为了梁漱溟一人，政治家毛泽东是不会大动干戈的。梁漱溟可能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他可能成了一个靶子。
毛泽东说：
“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这是对那些时时不忘提批评意见，摆出政府的监督者教师爷架子的人的最好回答。当然，梁漱溟听后就如此认真地对号入座了。
事实上，梁漱溟提出执政党要注意工农关系这个意见本身及其动机都是次要的，因而，毛泽东的矛头直指梁漱溟本人，并历述其历史上一贯心怀恶意和所有的反动事实。
“你（指梁漱溟，下同）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68]
最后，毛泽东还说出了他可能并不是一天就形成的观念：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么你梁漱溟在哪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之上，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你不是提议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议降低工人的工资，我看这是不公道的。要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好几天梁漱溟也没想清。明明是善意的建议，却被看成是恶意的进攻，明明拥护党的路线，却被看成一贯反动，在历史上就从未作过一件好事情。对他一直友好的党的领导人物毛泽东的那番骂，来得太突兀，梁漱溟难以理解和接受。他想，其中一定有些“误会”，毛泽东一定错误地理解了他。梁漱溟觉得，给党提批评意见是向党贡献自己的思想，是爱护党，何至于呢？
事实上，还是旁观者清。长子梁培宽劝慰梁漱溟的那些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梁培宽说：父亲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发生的，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是对你个人，偶然因素、个人因素都不居主要地位。梁培宽的这话是符合实际的。梁漱溟之所以蒙受如此羞辱，并不只是这一次发言所造成的。即使他不发这次言，也改变不了作为在野知识分子的他与代表政府的毛泽东的关系。只能说，这次的发言是根导火线，它暴露了二者间已经存在着的裂痕。梁漱溟以知识分子的天真，一心只考虑行为的出发点和动机，对行为本身的外在表现以及前因后果缺乏考虑。梁培宽还说：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父亲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自己。过去，不管是在会上的建议、发言，还是与主席的谈话，去信，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都好像是在监督政府的神气。这在心理上是存在一种偏差的；今天这件事就是这种偏差发展而来的。你总认为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但你总好像是站在政府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父亲这样一次又一次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毛主席认为父亲有恶意，便不足为怪。梁培宽进一步劝慰道，我的理解，是毛主席不能容许你这样发展下去。他并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好感或恶感。他一切为了国家当前的建设大业，而没有其他。父亲考虑自己的问题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考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自己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69]其实，就在前一年梁漱溟在《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中就说过：“共产党是不好说话的，说话不对他的意，就可以被看作是敌人。而一经遭到敌视，虽有善言亦难邀好的考虑。”梁漱溟对此虽有所预见，却并未防范于未然。
就毛泽东而言，他是不能让梁漱溟按原来的轨迹继续发展下去，也不能容许有人反对他所认为是有利于国家的事。并且，长期在残酷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习惯使他觉得，只有步调一致，言论与行动的统一，才是有力量的。不论是谁，只要他的言行有碍当前的革命事业，都应该毫不妥协地斗争。当然，在对待梁漱溟的事情上，同样也不排除毛泽东日益增长的自以为是、真理必然在自己手里的潜意识在起作用。毛泽东是从来就不相信梁漱溟“那一套”的。过去，毛泽东不断地想争取梁漱溟与之合作，所以才会在他身上花那么大的功夫，但现在看，梁漱溟积重难返，很难改造，毛泽东也就终于放弃了再争取梁漱溟的支持的想法。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毛泽东当时激烈批评梁，也是为了堵住社会上特别是党内为农民叫苦的一些人的嘴，以便顺利推行工业化的设想。
事实表明，毛泽东并没有将梁漱溟视为“心怀恶意”的人来处理。梁漱溟的政协委员继续当着，工资照发，也没在政协双周座谈会上去辩论梁漱溟的问题。一些重大国事活动他照样收到请柬，甚至因祸得福，在1957年全国几十万人戴上“右派”帽子，梁漱溟则平安无事。梁漱溟一直等待的正式处分一直没有下来，他的问题没有正式结论而不了了之。
台湾学者龚鹏程先生在解释梁漱溟没受到更严重处理的原因时说，这是因为梁漱溟写了《中国——理性之国》一书。他说：“梁氏遭毛泽东尖锐批评而终能平安无事，论者诧其异数；其实只是因为他写了这本既自承错误而又大力称扬新中国伟大前景之书，共〔产〕党也就不为己甚罢了。”[70]这个解释是不符合事实的。梁漱溟的“平安无事”是相对而言的。1957年梁漱溟并未戴上“右派”帽子是真，但并不是因为写了《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因为该书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即1967年才开始动笔的。前后相差十年，后者不可能成为前者的原因。再者，梁漱溟从1953年与毛泽东公开争吵以后，并非绝对“平安无事”。1955年、1965年及至“文革”开始的1966年，梁漱溟或挨批判，或受皮肉之苦，并不是“无事”。梁漱溟在政治风云中终能“平安”只能是指党对他的处分与他自己预期的结果相去有很大距离，梁漱溟预想的处分比这要严重得多。“平安”也可理解为梁漱溟终没被政治风雨摧残丧命，而能继续活下来。而在我们看来，无论哪种“平安”皆不是因为写了那本书。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处理在1953年争吵时就基本决定了。正当毛泽东与梁漱溟二人僵持不下，谁也不愿让步之时，梁漱溟的老友陈铭枢出来缓解二人的矛盾。陈铭枢提醒毛泽东：梁漱溟的问题到底属什么性质，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毛泽东很快表明态度：“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这也是我提出保留他的政协委员资格的依据之一。但这人的反动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71]也就是说，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所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作，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也许毛泽东并非对梁漱溟的“善良愿望”毫无知觉，但要他当众承认则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这就迁涉到不只梁漱溟一个人的问题了。对梁漱溟本人而言，毛泽东也许是够宽厚的了，怎奈梁漱溟抓住“善良愿望”的死理不放，要毛当众承认，这就不能不使他最后“被轰下了台”。
在亲友、学生的开导、宽解下，梁漱溟逐步地对自己的立场与言行的性质有所认识。也就是说，他逐渐学会用中共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正是自己“满身旧习气”，脑子里积淀的“闲思杂念太多”，却“一直把这当作‘倔强精神’当作‘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强讲骨气的。我之倔强自喜，骨气自负，正是我不自觉地与领导党和政府分离的证明。为什么分离呢？则主要是阶级立场和感情不同而造成的。”[72]
1956年在政协大会上梁漱溟反省到：“过去我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一贯地拒绝以阶级眼光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满相信自己超身在阶级外，原来恰是站在具有反动性的那种阶级窠臼中。这样，多少年来就实际在作着反对革命的事，却自以为是革命，还以此号召于人。这比之于不革命的，或者简简单单反对革命的，所起的作用大不相同。它在阻挠着革命，妨害着革命，表面上还好像不够反动而其实反动力更大更强，问题严重多多。”[73]根据这种思路，此时的梁漱溟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或他内心中的“对”就是国家的建设和领导党的号召，而不是在此之外还有什么“对”或“理性”。而要完全响应党的号召，就要做到个人心中“无我”。他说：“我不可能有别的心情，只有甘心情愿尽力拥护政府所倡导的一切运动——包含批判我的思想运动在内，让一切事业进行得更顺遂。”[74]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个人的荣辱又算什么呢？但当党的号召与梁漱溟看见的事实矛盾时，梁漱溟老人也并不再固执己见，而只好相信党或者“存疑”了。比如，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他一方面觉得右派言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还曾建议撤销几个右派分子的人民代表资格，另一方面，对某人被判为右派分子倒为之不平，心中替他叫冤。但又想，“领导上判归右派亦许有理由吧，我不明白，只有存疑了。”[75]
梁漱溟后来还认识到，他与毛泽东的争吵，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我恰恰在气头上忘记了毛主席是缔造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伟人，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而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判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76]
尽管如此，梁漱溟的悔悟改造，都只是在政治方面。在思想、哲学方面，梁漱溟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比如，梁漱溟认为，马克思主义就世间法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对，但马克思主义不相信出世间，说明马克思缺乏宗教体验，梁漱溟自己则坚信，只要有世间，就一定有出世间。在这种意义上，梁漱溟说，我承认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我。[77]再比如，梁漱溟在哲学上喜欢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这当然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时形成的社会环境所不允许的。梁漱溟在1958年政协整风小组会上所作的“向党交心的发言”中公开承认要他否认柏格森的道理，做不到。至于有人能从柏氏哲学里跳脱出来却又不能给梁漱溟指点迷津，那他“只能积下许多疑问了。”[78]对于人们并不明白柏格森哲学而给喜欢柏氏哲学的梁漱溟戴上反动帽子，梁漱溟是抵触的、不服气的。即使在政治问题上，梁漱溟也公开声明，只有当自己在全然“无我”的情况下，才能与共产党毛主席保持共同的立场，但很可惜，他不能经常这样“无我”，故犯错误的可能性是经常存在的。[79]
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那场争论，在海内外引起的反响不一。港台一片喝彩声，他们为梁漱溟的“硬骨头”、“骨气”而叫好，并舆论声援。大陆则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清算、批判。其实，无论是喝彩叫好，还是怒骂申讨，对梁漱溟本人而言可能都是外在的。梁漱溟只是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深层的自我反省之中。他一如既往地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建设事业，直至离开世间。
[1]《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第五卷，第7页。
[2]《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一卷，第583页。
[3]按，“国性”指固有的风俗教化和民族精神。据商务印书馆所印《桂林梁先生遗书》，梁济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人书》、《告儿女书》等之要点为：“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4]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5页。
[5]《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四卷，第543页。
[6]《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三卷，第162页。
[7]《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二卷，第78页。
[8]参见马勇：《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第11页。
[9]《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七卷，第184—185页。
[10]《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649页。
[11]《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690—691页。
[12]《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669页。
[13]《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510页。
[14]《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852页。
[15]参见《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16]《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79页。
[17]《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79页。
[18]《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80—181页。
[19]《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551页。
[20]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合理的人生态度》、《我之人生观如是》、《批评胡适之先生的人生态度并述我自己的人生态度》，见《梁漱溟全集》第四卷。
[21]《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85页。
[22]《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853页。
[23]林毓生：《对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再认识》，载香港《90年代月刊》，1989年第10期。
[2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载《晨报》副刊，1920年8月17日。
[25]《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202页。(https://www.daowen.com)
[26]《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262、544页。
[27]《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262、544页。
[28]《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85页。
[29]转引自〔美〕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中译本，郑大华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29、79页。
[30]《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26页。
[31]转引自〔美〕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中译本，郑大华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29、79页。
[32]高力克：《乡土社会与中国现代性——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再评价》，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四年二月号，总第二十一期。
[33]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第208页。
[34]《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军1月版，第六卷，第84、966页。
[35]《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军1月版，第六卷，第84、966页。
[36]《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617、631页。
[37]《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617、631页。
[38]《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82页。
[39]《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82页。
[40]《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689页。
[41]《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689页。
[42]《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970、839页。
[43]《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970、839页。
[44]《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39、865页。
[45]《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39、865页。
[46]参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49页。
[47]《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70、860、865、857页。
[48]《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70、860、865、857页。
[49]《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70、860、865、857页。
[50]《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八卷，第151页。
[51]《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70、860、865、857页。
[52]《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47、50页。
[53]《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47、50页。
[54]《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52、57、59页。
[55]《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52、57、59页。
[56]《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52、57、59页。
[57]《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34页。
[58]《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33、32、31页。
[59]《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33、32、31页。
[60]《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33、32、31页。
[61]《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216页。
[62]《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315—316页。
[63]李渊庭：《沉痛悼念梁漱溟老师》，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8页。
[64]汪东林：《梁漱溟先生问答录》，第207页。
[65]汪东林著：《梁漱溟与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页。
[66]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64页。
[67]参见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第15页。
[68]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第22—24页。
[69]汪东林著：《梁漱溟与毛泽东》，第27—28页。
[70]龚鹏程：《背离孔子的国度：梁漱溟的中国》，台湾《鹅湖》第219期，1993年9月。
[71]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41页。
[7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43页。
[73]《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29、32页。
[74]《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29、32页。
[75]《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35页。
[76]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44页。
[77]《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55页。
[78]1955年，中科院由郭沫若、潘梓年主持召开有80人参加的批梁会。会上，梁漱溟表示拥护对他的政治上的批判，但要他否认他在哲学上喜欢的柏格森哲学，却做不到。潘梓年亦曾相信过柏格森，且翻译过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并写有一篇序言，对柏格森治学方法深致推崇。当梁向潘请教，问其怎样从柏格森哲学里跳脱出来的，希望指点给他，潘却笑而不答。这样，梁漱溟“只能积下许多疑问了”。参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35页。
[79]《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