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味”到现实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前后，梁漱溟曾多次发表演讲，批评向外逐求的人生观，阐明他得出一点“意味”的儒家自然主义人生哲学。他说：“我以为只要任听直觉的冲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都是对的。”“只有完全听凭自己真实的真诚的不自欺的直觉，才有合理的生活。最对的莫过于自己直觉的认识。”[13]
这种认识也体现在梁漱溟的个人生活上。1923年，在为桂林旅京学会《友声》杂志复刊所作的题为“我之人生观如是”的赠言中，梁漱溟真切地向人们披沥了他所得着的孔家生活之乐、之好，以表明生活者生活也，非谋生活也。他说：“吾每当春日，阳光和暖、忽睹柳色舒青、草木向荣，辄为感奋兴发莫明所为，辄不胜感奋兴发而莫明所为。吾每当家人环处进退之间，觉其熙熙融融，雍睦和合，辄为感奋兴发，辄不胜感奋兴发而莫明所为。吾每当团体集会行动之间，觉其同心协力，情好无间，辄为感奋兴发，辄不胜感奋兴发而莫明所为。吾或于秋夜偶醒，忽闻风声吹树、冷然动心，辄为感奋扬励，辄不胜感奋扬励而莫明所为。又或自己适有困厄，力莫能越，或睹社会众人沉陷苦难，力莫能拔，辄为感奋扬励，辄不胜感奋扬励而莫明所为。又或读书诵诗，睹古人之行事，聆古人之语言，其因而感奋兴起又多多焉。”[14]的确是处处能得着一种“感奋兴发”、“扬励”的“意味”。这是梁漱溟对生活的真实感受。
然而，梁漱溟不久又陷入了新的苦恼、新的问题中。这些苦恼与问题的纠缠，最后不得不逼使他在人生观上相应有所改变，从而步入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期。
1924年暑假，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秋天即到山东荷泽曹州主办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和创建重华书院。这当然可以说是梁漱溟力图要把他的文化理想与人生哲学贯彻到教育事业之中去的一个重大举措。显然，在他看来，在大学教书是难以实现他的抱负的。但是，梁漱溟的山东之行停留的时间比预想的要短得多，仅仅半年时间即次年春天就从曹州返回北京，客居清华园，谢绝一切外务，以那几年绝少有的平静心情开始校理其父遗稿。这时，梁漱溟陷入了原来可能不曾经历的新的困惑与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他抱有的儒家自然主义人生哲学与社会现实、个人境遇，即“意味”的艺术精神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由于对这个矛盾的解决才使梁漱溟循着儒家自然主义哲学向宋明儒学的方向回溯，走向思想的最后一个发展时期。这个矛盾的解决，在梁漱溟那里，不惟是他人生哲学转变的一个关键，也是他整个儒学观与中国文化观转变的关键。
目前的研究者很少有人认真地去追索这个问题。人们不是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包含的思想当着梁漱溟思想的全体来看，就是将后来的《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中所表达的思想作为梁漱溟一贯的思想来看。其实，这都是不全面的。梁漱溟的哲学思想虽然有一贯性，但我们切不可忽视其前后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以为，认真地分析梁漱溟思想转变的原因不仅对于理清梁漱溟本人的人生哲学、儒学观的发展脉络有重要意义，就是对于认识泰州自然主义与宋明儒学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梁漱溟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是兼顾其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的。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梁漱溟本人一再说，《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表达的思想代表他成熟期的思想，相反，《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表达的思想并不成熟。后来他又声明放弃某些思想。但现代新儒家的著名人物牟宗三先生倒是比较看重早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于《中国文化要义》则说“是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简约出来的，哲学味太重了，……不易懂。”[15]暂时撇开他们各自的针对性不说，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梁漱溟的人生观与哲学思想是在前后有差别的基础上的一致。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梁漱溟人生哲学所经历的这段痛苦历程。(https://www.daowen.com)
在谈到梁漱溟的这段经历时，马勇说：“梁漱溟此次隐居京师，是其一生中思想最苦闷的时期，这种苦闷除了个人生活的不幸和困难之外，更多的则是因为他对中国前途感到迷茫，对一向坚信的道路也陷入了深深的怀疑。”[16]在我们看来，梁漱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是他原来以为已得到的融洽、和乐的“意味”精神，现在依然在遥远的彼岸。这种“意味”精神虽则对于梁漱溟个人不乏有那种令人挺拔向上、奋勇刚健的驱动力，但它毕竟只占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客观现实面前，它并不会凭白增添点什么。事实上，自1924年到1930年左右，梁漱溟几乎没有就人生观或人生态度问题发表过著述或演讲。其中，只有1927年寒假在北大讲过《人心与人生》中的五个题目，1928年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讲过“如何成为今天的我”，旁及一点人生问题。直到30年代初，梁漱溟才又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讨论人生态度的改造对于中国问题之解决的重要意义。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梁漱溟开始正式在他自己独特的意义上使用“理性”这一概念。[17]由此可以说，梁漱溟完成这一次的转变当是30年代初开始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之时。
从梁漱溟自己的认识来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不久，他即借该书不断再版之机，在自序中对书中的“错误”表示“悔悟”，并声明愿意放弃某些观点。不过，这个“悔悟”经历了七八年的时间，其“悔悟”的深刻程度也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写于1922年10月的第三版自序中，梁漱溟声明“悔悟”的主要是说明“孔家走一任直觉随感而应的路还未是，而实于此一路外更有一理智拣择的路。”[18]并声明将其中“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这段“不通的话”取消，而于宋学“虽未参取佛老，却亦不甚得孔家之旨”等语也声明均愿意取消，并自称对“慎独”、“格物”等概念未曾明了等等，说明梁漱溟已反省到他的儒家思想与宋明儒学以至孔孟儒学尚有一定差距，单以直觉来概括儒家认知方式可能不尽全面等等。但是，三版自序对早期思想的反省深度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才有接下来的两年依然奉持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1926年，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自序中把这种“悔悟”往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最根本的错误在于“没把孔子的心理学认清，而滥以时下盛谈本能一派的心理学为依据，去解释孔学上的观念和道理”。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还于当年春有要求商务印书馆停印该书之举。1929年，在该书第八版自序中，梁漱溟进一步明确地说：“我在此书中谈到儒家思想，尤其喜用现在心理学的话为之解释。自今看去，却大半都错了。盖当时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实未曾认得清，便杂取滥引现在一般的心理学作依据，而不以为非；殊不知其适为根本不相容的两样东西。至于所引各派心理学，彼此脉路各异，亦殊不可并为一谈；则又错误中的错误了。”[19]后来，在《中国文化要义》以及《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一再谈到，说他早年不认识理性，误将良知、理性认为就是本能，没有把动物本能与人的本能区分开来等等。足见梁漱溟思想转变的这个过程对后期思想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梁漱溟“悔悟”的关键时刻也是从1924到1930年这段时间。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自我反省也是与其现实人生遭遇相应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梁漱溟声明他之愿意重版该书，留以示人，也非“无谓”。即使“上面之所谓根本不对的，其实亦自经过甘苦，不同浮泛”。寥寥“经过甘苦、不同浮泛”几个字，疑聚了梁漱溟半生的心血，也抹去了其个人存在体验上的苦痛。